德国和日本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战后这两个国家加速发展经济，在废墟中又重新崛起，成为美苏冷战的赢家。冷战后德国和日本把实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 一、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及其联合国外交目标 根据1973年第28届联大决议，联合国同时接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为联合国会员国。到1980年以前，两德分别和自己的同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联合国中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不过，联邦德国对联合国作出了较大的财政贡献。海湾战争中，德国宪法明确限制其参加集体的强制行动或和平维持行动，德国和日本一样，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它只是联合国重要财源提供国之一，这刺激了德国人要求修改宪法和围绕德国作用的争论（注：[日]家正治等译：《后冷战时代的联合国》，1996年12月10日第1版，世界思想社出版，第67页。）。 在国际上，德国实现完全统一前，戈尔巴乔夫的德国问题顾问波尔图加洛夫最早提出了德国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一部分联盟党议员和报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当时的中心问题是尽快克服实现两德统一的诸多困难，害怕提出此问题会招致其它西方大国对德国统一的阻挠，故未对此真正给予渲染。 德国直到1992年才正式表明角逐常任理事国的立场（日本在70年代初就有此想法）。1992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金克尔在接受《星期日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既然东京在争取席位，我们也要参加这一讨论”。这表明，日本的行动对德国产生了推波助澜之效用。在93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德国提出自己已经具备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且有作为常任理事国而发挥作用的准备。（注：[日]神余隆博：《新联合国论》，1995年8月1日，大阪大学出版会，第66页。） 德国是联合国财政的大捐款国之一，居于美国和日本之后，为世界第三位。 德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对多国部队提供了1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给多国部队提供战费13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所需经费1/10。但是，德国对决策与战争的实施方法并没有什么影响。德国认为它今后在国际事务中施加影响的途径必须首先成为常任理事国，否则“德国在将来如果出现被强制作出非常大的贡献或牺牲（对经济制裁措施之际造成的对出口的损害、对联合国维护和部队的财政贡献或部队的提供）的情况下，如果德国不能参与决策，在国内就很难有好的交待”（注：[德]Karl kaiser：“成为常任理事国——德国外交的新目标”，见日本《外交论坛》月刊1994年第3期。）。 从第48届联大以来，德国代表一再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1993年第48届联大上，德国外长金克尔表示，“德国准备承担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为了换取第三世界对德国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他表示，“只有考虑到对安理会实行改革，我们才能维护并提高它的信誉。我们也考虑到第三世界的作用”。在第50届联大专题发言上，德国代表指出，“有能力并愿意在全球范围内对维持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及已经在国际发展和联合国活动方面承担艰巨责任的国家，应在安理会享有常任理事国地位。德国就是这种国家之一，联合国可以依靠德国”（注：联合国文件A/PV56，第20页。）。 发达国家中的美、英、法三国支持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发展中国家普遍担心，日德常任理事国化实际上是西方七国集团的延伸，加重了安理会与南方国家的对抗。发达国家的意大利也反对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意大利认为没有将自己列入可能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的名单是一大侮辱，因此意大利建议，“为欧洲设立一个常设席位。由德国、英国与法国轮换”（注：联合国文件A/48/264/Add.2.第4页。）。 同样，美国也支持日本的常任理事国化，也得到了英法的积极支持，最近俄罗斯也表明了积极支持的立场。 二、德国与日本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安全要素”背景分析——国家认同的视角 下表是皮特J.卡增斯坦对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核心的诠释，是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角度，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同时，它对理解日德的常任理事国化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表1 德日的核心国家安全要素（注：译自皮特·卡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著《国家安全的文化》(The Cultureof National Security)一书第338页表格。）
首先，从“国家认同”来看，“当日本放弃政治军事权力而作为商业国家专心经济发展”，这是日本最基本的国家认同模式和认同倾向。这种国家认同表现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上时，则应以一种相对比较理智和克制的行为方式来参与国际安全的活动，如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便是如此。战后日本还有一重要的国家认同：国民整体上看重联合国的作用，他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外交实现世界的和平和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理想。当然，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战后所形成的积极的国家认同实际上受到了严重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