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三次大争论后，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深度扩展时期。（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些概念、命题和假设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国家利益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从目前看，对国家利益的考察，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形成了两个明显的理论视角，即经济学（理性主义）和社会学（建构主义）的视角。 一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古典现实主义者摩根索那里，利益被确认为权力。（注：[美]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页。）国家就是争夺权力、维护权力和显示权力。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权力问题。国家行使权力的行为就是追求利益的行为。国家力量的大小决定国家利益之所在。不过，他对国家利益的分析主要来自于对人性的洞察和历史的领悟。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发展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权力只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他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的行为，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是一个自助的体系。在自助体系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由于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无政府状态只能使国家处在安全困境中。华尔兹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使用的是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在新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国际政治理论》中。他在描述国际政治结构时是通过与市场经济结构相类比来实现的。从排列原则上看，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相当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国际政治的单元国家类似于理性的经济人。“国际政治的体系，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单元的共同行动而形成的，国际政治的体系，就像经济市场一样，从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意的。在允许自助原则上，国际政治和市场经济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注：[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正如经济学家以公司来界定市场一样，我以国家来界定国际政治结构。”（注：[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的力量分配来界定的。公司和国家都是类似单元。结构的不同，不是由于单元在特征和功能上的差别，而只是它们力量不同罢了。市场结构是根据公司的情况来界定，国际政治的结构是根据国家的情况来定义。“这些理论问题要求我们把公司看成公司，把国家看成国家，而不理会公司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差异，然后，就通过考虑各单元在它们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内部性质，而得到解答。”（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通过国家与公司间的比较，国家利益这一模糊不定的概念便清楚了。根据假定，经济人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预期利润，而国家则努力确保它们的生存。在分析国际体系的数目时，华尔兹从经济的角度认为两极是最好的小数。“当共谋和交易变得容易时，商业公司的财产和市场的秩序就会加强，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减少，共谋和交易变得更容易。”（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在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减少，计算易于进行。 新自由主义则通过引入合作和制度的概念来代替新现实主义的自助和安全困境的概念。它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无政府状态的后果的认识上。不过，新自由主义对合作的起源和制度产生的分析仍然是经济学的视角。如果说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还只是描述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和制度的话，那么，在《霸权之后》中，他则用经济学的概念来打造自己的理论。（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02.）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交易费用、市场失灵、外部性、路径依赖、沉没成本、有限理性等经济学术语的借用。合作为什么在无政府状态会发生？理性选择理论给予了回答。作为理性的个人总是力图以付出尽可能少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某些价值和利益，作为人格化的国家，必须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自身最大的利益。如果以武力冲突解决问题代价过高，以及合作使双方均能获利，国家间的合作就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可能方式。新自由主义强调，各国可以采取以牙还牙或者投桃报李战略，以一定条件为基础进行合作。如果囚徒困境能够重复，有条件的合作就容易实现，国家最终会发现共同合作是它们最好的长远战略。而要想实现合作，只能通过国际制度这一中介才能达到。“为了在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不只是在临时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必须使用规则。”（注：James Der Derian,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291.）国际制度为什么能起到这种作用呢？基欧汉把科斯定理运用到国际制度分析中。因为制度影响了交易费用，具体地说，制度减少了不确定性，改变了交易成本，在不存在等级权威的情况下，制度提供了较充分的信息和稳定的预期。如果交易成本可以不计，那么就不必创建新制度去促进互利的交换，如果交易成本太高，制度的建立也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政治中，主权和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交易费用不可忽略不计，因为沟通和监管很困难，所以，只要沟通和监管的成本小于从政治交换中所获得的利益，制度就会出现。一旦制度形成，尽管从效率上看并不最优，但改变它并不容易。新自由主义从路径依赖理论对此作了解释。“如果新的模式不足以证明扔掉可以利用的资源更为有利可图，那么沉没成本(sunk cost)则倾向于维持原来的行动模式。国际制度就代表了沉没成本。”（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102.）新自由主义通过引入国际制度变量来分析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