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总统卡特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人权外交”的口号以来，“人权”便作为美国推行其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有效武器以及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受到此后历届美国政府的重视。非洲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重点区域之一。从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对非政策的演变来看，尽管美国口头上宣称其“人权外交”是为了“关心人权”和“保护人权”，但“人权外交”在非洲的实践却差强人意。本文拟从人权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人权与非洲民主化、人权与非洲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联系来剖析美国对非政策中“人权因素”的真实面目，揭示其“人权外交”两面性的本质。 人权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在1994年新南非诞生以前，南非是世界上惟一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自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以来，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颁布的种族歧视法律、法令达350多项，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黑人与白人严格隔离开来，完全无视非白人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全方位和彻底剥夺了他们在南非生活的各项基本权利，其反动与黑暗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反人权和反人道的反动本质，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才四面楚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并日益走向空前的国际孤立。然而，正是这样的“国际弃儿”，却得到了自称“人权卫士”的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与南非的关系自二战结束以后不断发展和密切，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都重视发展与南非的关系，并把维持与南非的友好关系视作其整个对非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冷战时期，出于遏制苏联势力在非洲扩张的需要，南非作为南部非洲的反共“前哨”，成为美国在南部非洲利益的代理人。美国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者和军事、技术后盾及主要贸易伙伴，双方形成了一种“没有结盟的盟友”关系。 就“人权”而论，虽然以前的美国政府有时也说一些有关“人权”的话，但明确打出“人权外交”旗号的则是卡特政府。卡特政府把“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问题”，并声称要把“人权行为”作为美国“决定是否和怎样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重要准则”。（注：国务卿马斯基1980年10月21日讲话，载《国务院公报》1980年12月，第7～8页。）对南非问题，卡特政府表示，要支持黑人要求种族平等和人身自由的斗争，促使南非“朝结束种族歧视的方向转变”。1978年初，卡特还出访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宣传美国对非政策的目标是为实现人权和自由，使南部非洲人民摆脱种族主义的桎梏和外来干涉。（注：[美]科林·利古姆著：《西方在南部非洲的危机》，阿非里卡纳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4页。）国务卿万斯也公开说：“以任何理由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以种族为理由侵犯人权特别令人感到讨厌。”美国要“执行在整个非洲促进人权的政策”。（注：万斯1977年7月1日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上的讲话。）除了上述公开政治表态，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来加强对南非的压力。如1977年11月，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第418号决议。1978年9月安理会通过了美英等西方五国提出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435号决议）， 要求南非放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为此，南非舆论称美南关系已降至了所谓“历史最低点”。但是，仔细分析，即便在“历史最低点”的卡特时期，美南关系在实质性问题上仍保持着相当的热度，美国偏袒南非的立场并未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治上， 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批评虽然在措辞和口气上比较严厉和强硬，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却含糊、躲闪，如对关键性的“一人一票”问题，美国就并不坚持。（2）经济上，美国对南非采取的限制措施不仅范围狭小， 而且成效微弱。抵制对南非投资和贷款的只限于大学、工会和部分中小银行。在南非经营的350家美国公司绝大多数不撤出在南非的投资， 百余家公司甚至要求扩大与南非的贸易、投资和商业往来。美国在非洲的私人直接投资，南非继续占第一位。1976年至1980年美国在南非的直接投资和利润每年分别平均增长8.9 %和35.6%。美国政府还反对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1977年10月，美国和英国、法国一道，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要求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的提案。（3）军事上， 美国对南非的武器禁运监督不严、效果不大。美国公司违反禁运令向南非非法出口武器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南非为抵制国际制裁而实行所谓的“被围困经济”和“南非制造运动”时，是美国公司帮助南非储存石油，发展军火工业，或通过以色列继续卖武器给南非的。（4 ）在卡特执政初期发起的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和谈行动”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在和谈中要有保证少数白人政权的条款。由此可见，虽然卡特政府一定程度上较其前任而言对南非施加了一些压力，但这种压力十分有限，根本未触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说到底，卡特的“人权外交”只局限于在表面上拉开一点与南非的距离，从政治方面对南非的种族主义进行一些谴责和批评，而实质上却紧紧抓住经济、军事和战略这些“有形利益”不放。“人权”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 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后，从其强硬的抗苏战略出发，比其前任更加重视南非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加注意支持南非政府。在所谓“建设性参与”的政策指导下，里根政府在经济上增加对南非的贸易和投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量贷款给南非；在军事上允许向南非出口包括计算机和飞机等既可军用又可民用的设备，大量增加购买南非的铀，向南非出售核技术。另外，还协助南非训练海岸警备队，扩大双方军事和情报关系等等。在美国的支持下，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在国内继续坚持种族隔离制度，而且武装入侵支持南非黑人民族解放斗争的南部非洲邻国，成为南部非洲局势持续动荡的罪魁祸首。 美国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弃基本的“人权”标准于不顾，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站在一起呢？对此，里根的一次表白很说明问题。他说：“我们能够抛弃在我们曾经进行的每一场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的一个国家，能够抛弃一个对自由世界十分重要的拥有矿藏的国家吗？”（注：[美]《华盛顿邮报》，1981年3月16日。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美国重视发展与南非的关系是基于南非拥有的丰富矿藏和美国在南非的巨大经济和战略利益。南非拥有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和稀有金属。据一般估计，南非拥有世界锰储藏量的40%、黄金49%、钴52%、钒64%、铬83%、铀30%和铂86%。（注：[英]《第三世界季刊》，1982年1月号。）这些矿产资源对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1975 年美国的矿物进口中，南非就占36%的铬、51%的钒、31%的铂和14%的锰。（注：[美]穆汉默德·A ·厄哈瓦斯和巴瑞·科恩编：《国家安全研究第39号备忘录：基辛格关于南部非洲的研究》，罗伦斯·西尔公司出版，1976年，第64页。）从经济上看，南非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投资场所和商品出口市场。美国在南非的投资相当于对非投资总额的40%，投资利润率高达19%，大大高于在世界其他地区11%的平均利润值。（注：[美]《波士顿环球报》，1978年7月9日。）另外，在战略上，南非是美国在非洲抗击苏联势力向南扩张的“堡垒”，南非南部的好望角航道战略意义也十分重大，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航道。除此之外，美国在南非还设有卫星追踪站、空军导弹追踪站，拥有飞机、船只的起飞、停靠修复设施等等。正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其与南非种族主义沆瀣一气的政策。 人权与非洲政治民主化 冷战后，美国把在全球“扶植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积极在非洲推行政治民主化，企图通过“多党民主”输出西方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把非洲完全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之中。 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恩在1989年底多次发表讲话指出，非洲的一党专制统治已不适合现代化进程，“非洲国家在一党制统治下不可能有民主”，应告诉非洲人民现在需要追随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一道去实现一种真正民主制度的时代。克林顿上台后也声称要继续鼓励非洲国家发展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使美国同日益高涨的民主浪潮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