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与北约东扩

      北约的转变堪称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外交难题。在8 年的执政期内，克林顿政府相当成功地推动并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北约的内部、外部转变，重新牢固树立了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在北约转变的诸方面中，北约东扩是最关键的构成部分。它直接涉及到欧洲安全格局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文试图从分析两篇关键文献入手，对克林顿政府北约东扩政策的最终确定作简要评述，并尝试对克林顿政府的北约东扩政策进行分析。

      一 文献的分析

      （一）兰德公司三学者与《建立一个新北约》

      从苏联解体到克林顿上台初期，尽管美国政府重视通过北约加强与前华约国家间的制度联系，却未对北约东扩给予足够重视。在布什下台后所写的回忆录《变化了的世界》（A World Transformed ）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及北约功能的转变问题。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布什与克林顿的数次辩论中根本未提及北约东扩。克林顿执政初期，在优先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对欧政策指导下，克林顿政府负责外交事务官员几乎无人积极倡导北约东扩和转变北约使命。（注： James M.Goldgeier, “NATO Expansion :The Anatomy of a Decision,” WashingtonQuarterly (Winter 1998),pp.85—10.）最初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欧洲事务的高级主任沃克（Jenonne R Walker）则根本反对北约东扩，而强调：美国政策应当集中于加强欧安组织，避免反对俄罗斯。当时，北约东扩的主张在政府内是不受欢迎的。它之所以很快受到决策者的重视是由于学术界中北约东扩支持者们的推动。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政策面临选择。政界和学界都希望能够读到如同40年代末指导美国决策者确定对苏实施遏制战略的凯南式的文章。尽管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政界和学界曾经产生极大轰动，却受到克林顿政府官员的批评，实际并未构成冷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指导性观点。（注： See Talbott,“ Opening Doors

      andBuilding Bridges in the New Europe,”U.S.Department of StateDispatch 1998(January/February),p.10.）由兰德公司三位资深的欧洲安全问题专家罗纳德·D·阿斯姆斯（Ronald D.Asmus）、理查德·L·库格勒（Richard L.Kugler）和 F·斯蒂芬·拉腊比 （ F.StephenLarrabee）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建立一个新北约》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影响美国对欧安全政策的最重要的理论指导性文章，也是自凯南“X”先生文章于1947年发表以后， 获得美国决策者高度重视的关键性文章。

      在兰德公司数年的研究中，三人曾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讨论，并在关键问题上存在着广泛共识。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和苏联在欧洲的垮台会导致出现消除以惩罚战败者为主要特点的凡尔赛体系和消除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主要特点的雅尔塔体系的“孪生革命” （ twinrevolutions）。为使欧洲避免退回到地缘政治斗争传统， 为使美国避免缩回美洲，美国应当在欧洲构建新的安全结构。其核心任务是填补东中欧地区出现的安全真空。北约东扩是继续保持美国在欧洲介入，消除真空，建构新安全的最好手段。北约东扩同时出于道德需求：推广价值观念是西方发动冷战部分原因；后冷战时代北约东扩同时具有推广价值观念的内涵。（注：George W.Grayson,Strange Bedfellows :NATO Marches East(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9),p.36.）这些思想在文章中得到鲜明体现。

      文章首先对冷战后欧洲面临的危险形势进行描述，以警示性话语提醒美国外交决策者们：“柏林墙倒塌三年后，欧洲正走向危机。民主国家获得胜利的记忆已经褪去。东方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因政治上的迟滞、 经济上的萧条和民族主义的复兴而日益复杂。”（ 注：Ronald D.Asmus,Richard L.Kugler and F.Stephen Larrabee, “Building a New NATO,”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3),p.28.）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与北约盟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已经导致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本世纪，欧洲是否会第三次释放出（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将依赖于西方是否获得足够政治意志和战略视角及时解决（欧洲）潜在的不稳定和冲突。”因此，美欧需要商议新的安全建构，“北约东扩集体防务和安全建构到未来（容易导致）欧洲冲突源起的地域：大西洋联盟的东部和南部边界。”（注：Ibid.,p.28.）

      文章认为，为避免各种冲突的发生，欧洲应当存在一个安全架构，以保证东中欧国家的安全和民主；东中欧国家的民主人士充分理解：只有它们的国家属于一个安全的欧洲和加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共同体之时，民主才能够获得成功。如果缺乏有效的安全结构，东中欧国家的民主与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当民主最脆弱和受到威胁时，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注：Ibid.,p.30.）北约东扩会推进民主、经济增长和使东中欧各国获得安全感。如果北约不继续演变，无法解决在欧洲所面临的两个轴心的挑战，北约将日益失去其现实意义，“北约必须走到域外地区，否则它将毫无用处（out of area,or out of business）。”（注：Ronald D.Asmus,Richard L.Kugler and F.Stephen Larrabee,op.cit.,p.31.）因此，美欧迫切需要尽快就北约未来进行商议，对北约存在理由和使命予以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