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韩同盟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安全领域都得到了极为深刻的体现。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战略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形态，而美韩同盟关系在结构上和内容上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这种变化的状态、动力以及限度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求对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变化的状态 美韩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基于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注：Choong-Nam Kim,“Korea-U.S.Alliance in thePost-Cold War Era”，in Yu-Nam Kim and Hoty H.Purvis eds.,Seoul and Washington:New Government,New Leadership, NewObjectives,Seoul:Seoul Press,1993,p.13.）虽然这一同盟最初的建立只是出于军事需要，但其内涵却在随后的发展以及实际运作过程中逐步扩大，对美韩之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这一进程在冷战后期已经开始的话，那么冷战的终结则真正动摇了美韩同盟昔日赖以存在的基础。现在，军事安保关系已经不再居于同盟体系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经济关系开始渐渐从军事安保的阴影下走出，而政治外交领域也日趋多样化和自主化，美韩关系的性质正开始从冷战时代的军事同盟关系向平等的、正常的、全方位的伙伴关系转变。 政治关系：从“从属”向“伙伴”发展，美国开始不再是绝对的主宰者。 众所周知，基于冷战对立而造就的美韩同盟，使得两国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都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韩美之间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带有等级色彩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一直扮演着军事保护国、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而韩国则推行“唯美外交”，唯美国马首是瞻，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0多年，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有了得以更改的可能性。伴随冷战的结束，美韩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它已经不再是至高无上、独断专行的领导者，而开始强调同盟内部的“美韩协调”；另一方面，韩国的地位相应提高，它正在积极寻求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希望能更大地突破从前“唯美外交”的束缚。应当说，近年来美韩之间的政治关系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这从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和接连会晤可见一斑。乔治·布什在任期间，与卢泰愚的正式会晤前后达6次之多，克林顿执政后，与金泳三、 金大中的会晤也接连不断。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双方关系中韩国地位的上升，更何况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韩国也日益显示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表明美韩关系已经由美国单方面扮演安全保护者的角色逐渐向平等伙伴关系转变，韩国传统的“唯美外交”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另一方面，韩国在争取与美国平等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自主外交的力度，努力追求自身的国际化。这种努力始于卢泰愚总统，而金泳三、金大中两任总统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卢泰愚的“北方外交”使韩国外交开始体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它改善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打开了南北对话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与苏联、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而其后的“新外交”则致力于推行全球化、多样化和全方位的地区合作，通过推动与美、日、中、俄的“四强国外交”来实现韩国的对外战略，并形成了以与美、日为“同盟”关系，与中、俄为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格局。 经济关系：从“垂直依赖型”向“互惠互利型”演变，经济摩擦与贸易争端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日常性悬案”。（注： Donald N.Clarked.,Korea Briefing,Westview Press,1993,p.72.） 战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严重依赖于美国。在早期的经济关系中，美国几乎居于一种类似于经济“监护者”的地位。 据统计， 1962—1992年间，美国对韩国的投资累计21.64亿美元， 占韩国所有外国投资的27.58%，而来自美国的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则成为韩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韩国经济实力弱、产业层次低，因此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韩美经济关系就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垂直依赖”——美国企业经营技术含量大、产业层次高的项目，而韩国企业却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小、产业层次低的项目。这种情况，使得韩美经济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之中。 冷战的终结标志着以军事对抗、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全球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代之以“经济冷战时代”（金泳三语）。韩国经济的腾飞，已经使它有把握不依赖于美国而独立发展。特别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更使以往的“垂直依赖”关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近年来，韩国经济不仅在汽车、造船、通讯等传统工业领域与美国竞争激烈，而且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也开始与美国“叫板”，以至于美国已不愿把韩国视为发展中国家，更无法再以韩国的保护者自居。在许多美国人眼中，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新重商主义”国家，是“第二个日本”。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迫使韩国开放了其大米市场。1994年底，美国以动用“超级301条款”相威胁， 迫使韩国同意将进口汽车的关税从10%降到8%。（注：（韩）《美经周刊》1994年11月9日。）1996年7月，克林顿政府又将韩国列为“优先对话国（PFC—PriorityForeign Country）”，企图压韩国在通信、电讯等产业做出更大让步，以致于招来韩国舆论的一片讨伐声，有的甚至攻击美方“以大欺小、干涉内政”。（注：香港《大公报》1997年10月8日。）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对韩美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虽然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韩美两国都继续视对方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但这种关系的性质显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经济摩擦和贸易争端的增多，恰恰表明韩美经济关系已经超越了“垂直依赖”，而进入了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互惠互利”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