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首次为附件I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减排目标，并引入了联合履行(JI)、排放贸易(ET)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三个灵活机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不仅会影响到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必然波及目前尚未承担限排或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京都会议之后，有关议定书前途及其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影响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当然，由于气候变化在科学、社会经济影响及国际制度安排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议定书涉及的许多重大议题仍在谈判之中，目前许多分析很大程度上只能是预见、猜测，甚至假设情景。即便如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成员，了解和分析议定书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对于制定中国气候变化战略及外交对策仍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京都议定书》的经济影响 《京都议定书》绝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环境协定。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全球统一的国际大市场的形成，国际资本流动范围的不断扩展，以及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旦议定书批准生效，减排义务得到切实履行，灵活机制得到广泛应用，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将通过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大循环的传递作用，对包括我国在内尚未承诺限排或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显著的间接经济影响。 1.对经济福利的总体影响 多数学者认为，附件I国家的减排行动通过国际能源市场变动影响各国经济福利的总体水平，其一般规律是：附件I国家的减排行动将提高使用化石燃料能源的成本，降低对这些排放温室气体能源的需求，从而导致能源价格下降，全球能源贸易量下降。这种变化通过国际贸易体系的波动，影响到未参与减排行动的非附件I国家，其中能源出口国受到损失最大，且一国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性越大，损失越大，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而能源进口国，如中国和印度，可能因石油价格的下降而获得利益。例如，Mustafa Babiker & Henry Jacoby采用EPPA-GTAP模型的计算结果，到2010年《京都议定书》对附件I国家（除东欧外）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约在0.5～2%之间，而非附件I国家中，依赖石油出口的中东、北非等地区的国家的经济福利损失可能达到2.4～3.7%，某些能源进口国获益幅度约在 0.3%以内。（注：Mustafa Babiker and Henry Jacoby(1999),"Developing Country Effects of Kyoto-type Emission Restriction",in Proceedings of IPCC Expert Meeting on Economic Impact of Mitigation Measures,The Hague,The Netherlands,27～28 May,1999.） 此外，也有学者进一步从国际贸易分工的角度指出，发达国家减排造成产品成本上升，拉动出口价格上升。随着收入和进口需求减少，使进口价格也相应下降。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的较低层次，尤其当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时，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有可能遭受沉重的打击。一国经济福利所受的综合影响，取决于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的损失，能否从石油进口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力增强的能源密集产品出口的收益中获得平衡。如Paul M.Bernstein等采用MS-MRT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不允许排放贸易时，附件I国家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在非附件I国家中，墨西哥和OPEC国家的经济福利损失达到1.39%，而中国和印度的净收益约为0.34%。（注：Paul M.Bernstein,W.David Montgomery,Thomas Rutherford and Gui-Fang Yang (1999),"Effects of Restrictions on International Permit Trading:the MS-MRT Model"，同上。）允许不同程度的排放贸易将有助于缓解不利影响，但对中国和印度没有好处。当仅允许附件I国家内部排放贸易时，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某种程度上将垄断排放权市场，而获得极大利益。 2.碳泄漏问题 “碳泄漏”(Carbon Leakage)是指附件I国家减排会引起非附件I国家排放量的增长，它是《京都议定书》经济影响在全球环境上的反映。导致碳泄漏的重要原因是生产过程能源密度的变化，即生产成本变化引起附件I国家与非附件I国家能源密集产品相对竞争力的变化，促使附件I国家向着降低能源密度方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能源密集型工业（如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向非附件I国家转移。实际上，发达国家向着金融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产业调整早已开始，减排不过是加速这一进程的步伐。 发达国家普遍担心严重的碳泄漏不仅不能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而刺激了非附件I国家排放的增长，可能导致全球总排放量上升，对全球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这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行动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但在目前发展中国家未承诺限排或减排义务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学者也承认，议定书规定的三个灵活机制对附件I国家完成减排目标至关重要，相比而言，虽然有碳泄漏问题，但不会很严重，不必过分担心。（注：Alan S.Manne & Richard G.Richels(1999),"The Kyoto Protocol:A Cost-Effective Strategy for Meeting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Stanford University'sEnergy Modeling Forum 16 Study,1999.）例如，荷兰CPB的Johannes Bollen等采用Worldscan模型在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A1和B1两种排放情景（注：均假设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尤其是非附件I国家，但B1相对A1假设自发能源效率改进速度较快，这使得完成议定书规定减排任务的压力减小，同时前苏联由于减排目标低于排放情景而产生大量“热气”(hot air)。）下计算得到的碳泄漏率均在20%左右。（注：Johannes,TonManders and Hans Timmer(1999),"Kyoto and Carbon leakage:Simulations with Worldscan",27～28 May,1999.）在生产总量、生产的能源密度以及能源碳密度三个产生碳泄漏的主要途径中，生产的能源密度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净商品和服务出口的角度分析，大部分的碳泄漏最终流向附件I国家的终端消费。也就是说，非附件I国家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向附件I国家出口更多同时从附件I国家进口较少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能源密集型工业的转移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的外资流入和出口效益，但与能源密集型工业转移相伴而来的国际污染的转移，有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从长远的观点看，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必须主动地、逐步地进行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低能耗的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避免被锁定(lockin)在国际产业加工的最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