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说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以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某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太重，忽视了国家利益。这表明人们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还不十分清楚。这种状况影响了人们对现代国际关系及一些大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从而常被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现象所迷惑。本文拟对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一、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概念界定 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笔者倾向于赞成王缉思教授所下的定义：“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注：王辑思：《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依据这个定义，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不过不是一般的思想观念，它有三个特征：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它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群体性表明，意识形态与利益密切相关。 这里所讲的国家利益不是国内政治范畴的概念（即英文中的Inter-est of State），而是国际政治范畴的概念（即英文中的National In-terest）。前者是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对而言的概念，这里的“国家”是指国家机器；后者的含义是全民族利益的总和，这里的“国家”是指民族国家。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将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定义为：那些与一定民族国家的至关重要事情紧密相关的政策目标，如果在国内政策或国际谈判中违反了这些目标，将会被认为无论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异质性。也许正因为这样，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常常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美国的“客观主义学派”认为“有一个‘真正的’、客观化的国家利益，独立于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它的理解而存在”。他们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只是抓住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目标而忽视了国家利益。（注：[美]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9-310页。）但这种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完全分离的做法，很难解释清当今国际关系中的许多现象。 其实，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也有一致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注：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5月10日英文电。）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认为：“国家利益显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换言之，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思想力量——即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的极大影响。”（注：[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艾尔文·鲁宾斯坦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弹性很大、易被随意解释的词语。它以不固定的用以评估问题的外交政策标准为基础，并且没有永恒的政治目标。”他还指出：“强调一方面的国家利益恰好就掩盖了另一方面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可以断言，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内占优势的国家利益概念只不过是各种政策动机的混合物，只要这些集团坚持认为这些观念会继续居支配地位，这种动机就趋向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得到认可。”（注：Alvin Z.Rubinstein,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 in a Post-C-old War World,Issues and Dilemmas,McGRAW-HILL,INC.,U.S.A,1994,p.39,41.）笔者赞同这二位学者的观点。就拿美国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利益就差别很大，现在认为理所当然是“国家利益”的东西，在美国立国之初却受到各州的抵制。（注：陈乐民主编、周荣耀副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从美国建国到19世纪末，“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注：转引自陈乐民主编、周荣耀副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第93页。）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则被看成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则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杜鲁门在他那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著名演说中就曾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页。）换句话说，如果推行反共政策不力，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