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0日的美国政权交替之所以引进世人广泛关注，不仅仅在于“驴”，“象”之间紧张、复杂且富有戏剧性的选举之争，更在于布什新政权在竞选过程中和上台后所显示出的美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变化。这其中，布什新政权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强硬姿态，引发了中国的高度警惕和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极大关注。人们注意到，布什新政权在“降温”美中关系的同时，正在全面“升温”美日关系，“以日制中”正在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虽然这并不标志着美国对亚洲战略的根本转换，但无疑将对21世纪初期亚洲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鉴于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因应对策，自然成为中国政府在新世纪初期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布什新政权“以日制中”战略的基本动向 布什新政权在处理对华和对日关系方面，采取了明显的“零和游戏”手法——在声称将美中关系由“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为“并非敌人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显示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积极姿态。去年10月11日，以超党派的“知日人士”为核心的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发表了针对即将诞生的美国新政权对日关系调整的“政策提言”——《美国与日本——面向成熟的伙伴关系》(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12月末，共和党的外交和安全事务专家又向新政权提出了一份《对外政策报告书》。美日两国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两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布什新政权亚洲战略的基本走向——由重视美中关系或以美中关系为中心，转向了公开强化美日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以日制中”战略。（注：参见[日]河本弘：《新世纪日本外交担负的使命——以新的日美同盟再构筑为目标》，载[日]《自由》月刊2001年3月号，第78～82页。） 《对外政策报告书》批评了前克林顿政权“削弱美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忽视日本”的亚洲外交政策，认为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形成“潜在威胁”，所谓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应当对中国采取“并非敌视的保持适当距离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面向成熟的伙伴关系》则从“时代认识”、“政治”、“安保”、“情报活动”、“经济关系”和“外交”等六大方面，主张应全面重视和提升美日关系，其核心论点是：在亚洲地区“充满前途但却暗藏危险的形势下，美日关系前所未有地更加重要了。拥有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实力和装备精良且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且是美国民主主义同盟国的日本，今天越发成为美国对亚洲关系的关键之所在。美日关系是美国国际安全保障战略的支柱。”因而它主张：在安保方面，应大力提高“美日安保新指针”的实效性，推进其走向实用化，应当将“有事法则”和“警戒领域”具体化。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该项“政策提言”明确指出，“日本对集团自卫权的禁止制约着两国的同盟协作。如果予以解除，两国将会产生更加紧密且有效的安全保障协作。”（注：参见[美]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特别报告书《美国与日本——面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精选）上、下，[日]《世界周报》2001年1月30日号第68～72页和2月6日号第69～72页。）显然，这是在要求日本修改“宪法九条”。如果说以往美国一直是在暗中支持日本增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之限制的话，那么此次则是公开主张和支持日本“修宪”。虽然这仅仅是一项“政策提言”，并未直接地出自布什新政权之口，但其所具有的“超党派”背景足以说明：这样做及其结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美国重视和提升对日关系的直接后果。 布什新政权对美日关系的注重和提升，还明显地体现在其组阁成员的构成上。虽然由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助理等四人组成的总统外交班子，被公认为是“东亚问题的门外汉”，但与此同时，从通商代表部(USTR)代表、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到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成员等等，均为主张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或注重日本之亚洲安保贡献的“知日派”。而且新政权发足伊始，小布什为了突出其“重日轻中”的外交战略，不仅提早会见了日本首相森喜朗，更是对到访的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摆足了架子。当钱其琛副总理几经周折终于实现访美之后，小布什竟以要亲自接待“来日不多”的森喜朗为由，推迟了同钱其琛的会面。这同1998年6月克林顿前总统访华时路经日本而不过的做法（此事颇令日本政府妨忌和寒心），恰好是南辕北辙。 在经济领域，美国新政权也一改前克林顿政权对日本施压的强硬态度，更加强调双方的经济协调与合作。去年11月22日，以原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长罗拉·泰森为议长的美国外交评议会，发表了关于美国新政权应采取的对日经济政策的研究报告——《美国将来对日经济政策的方向》(Future Directions for U.S.Economic Policy Toward Japan)。（注：参见[美]外交评议会独立作业部报告《美国将来对日经济政策方向》（精选）上、下，[日]《世界周报》2001年2月13日号第70～72页和2月20日号第70～72页。）这篇报告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主张改变以往对日本施加市场开放等各种经济压力的做法，从投资、市场开放、金融改革到经济体制调整和转换，美国应当对日本采取全面的协调、支持和配合的立场，力求使美日经济关系的基调从过去的摩擦、竞争转向良好的协商和协作；二是针对东亚地区ASEAN和日、中、韩日趋紧密的贸易和金融合作，该报告一改过去美国长期坚持的强硬反对立场，认为这是对全球多边贸易和金融协作的有益补充，美国和日本应当共同促进其向着不违背WTO原则和多边金融协作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是有条件地认同日本在东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体系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寻常的是，被认为对布什新政权有着深刻影响的前布什总统时代的副总统奎尔，3月22日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对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披露了其创设“美日共同市场”的构想，该构想计划于2015年实现美日两国在人员、商品和资金方面的自由流动。（注：[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3月23日。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美国的民间人士最近也对此做出呼应。美国在日本的一家投资基金的负责人彼德·塔斯克尔，针对日美经济共同面临的困境，也提出了“日美合并”的构想。参见[美]彼德·塔斯克尔：《“日美合并”乃根本的解决方策》，[美]《NEWSWEEK》（日文版）2001年4月25日号，第15页。）尽管该构想的提出“出乎日方的意料”，姑且不论其现实性如何，但它足以反映出美国对21世纪美日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