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世界摆脱了20世纪冷战与热战交织的灾难深渊，迎来了以和平为主题，发展为硬道理的时代。如今，人类至少可以在20年内不必担心世界性战争的爆发。这同上个世纪的交替（19世纪-20世纪）形成鲜明反差。但是，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还有不少悬念，大国力量对比与消长更加复杂多变，国际社会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国际游戏规则有待重新制定。美国著名体系论专家沃勒斯坦认为：“今后50年的政治将是对我们的世界体系进行改造的政治”。 一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走上了“历史的吊桥”。回望“吊桥”的这一边，传统的国际体系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三个半世纪中，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基本单位原则和无从属关系原则基本上变化不大，即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秩序一直以主权国家共存为基础，其秩序原则是各国间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近代国际关系体现的是多极结构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原有的国家间排列组合被打破，英、法、德均遭到不同程度削弱，惟有美国和苏联仍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企图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一个由美国发号施令的单极体系，搞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和“单边全球主义”。 然而，由于苏联的崛起，美国未能如愿以偿，国际体系走向两极结构，美苏冷战均势结构很大程度决定着世界体系的走向，这种架构维持30年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初，两极结构以苏联解体而告终，世界权力结构出现均势“真空”，美国国内“单边全球主义”的声音再度甚嚣尘上，尤其是克林顿的8年任期内，美国实现了“一高一低”，即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失业率降到最低，给“单边思维模式”提供了空间。在美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大辩论中，亨利·基辛格提出，让美国继续成为世界均势的平衡者和主要地区大国集团的仲裁者。但是他也指出，由于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再也恢复不了二战后初期一呼百应的局面。布热津斯基则直言不讳地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说，冷战后，美国遇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未遇到过的历史性机遇，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亚大国统治和支配欧亚大陆的局面。他用“新型霸权”和“新型帝国”来形容单极世界的性质。 21世纪世界体系究竟是什么模样？是“单边全球主义”还是“多边和平主义”？在“一超多强”的力量对比格局中，美国能否实现“新型霸权”？这是众多政治家关心的重大问题。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长周期论”，即世纪政治存在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运动过程，每个周期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全球大国，其中必有“领袖大国”。这个大国以其海上能力和拥有的生产能力领导全球体系。保罗·肯尼迪则从历史的角度得出结论，领袖大国轮流上台下台，这是任何国家无法抗拒的规律。“因为历史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以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命运，那将意味着冻结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这种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21世纪的美国想必也要遵从上述规律。“21世纪如果不是美国的世纪，就可能是欧洲的世纪”。这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预测，美国到2010年GNP将达7.860万亿美元，仍然是高居世界榜首的超级大国，这种强大实力的余波要延长到21世纪20年代。但是亨廷顿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在人口数量、经济能力、军事力量及所控制的资源等方面，西方包括美国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也将逐步减弱。 21世纪给国际体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将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两种后果的同时，给美国也同样带来利弊相当的后果。首先，经济全球化使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地区稳定，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已说明了问题。目前，美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其外贸的依存度为22.8%[1]，同时还表现在对外国资本、市场和人才的依赖。显然，美国近几年来的自我调节能力开始减弱，独立支撑世界经济的能力在下降，以至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迫使美国的政要和企业家要求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其次，政治和安全全球化。世界性的宗教运动的冲击，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核武器及导弹技术的扩散，地区的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毒品的泛滥，环境的破坏等都在全球化过程中，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全方位的挑战。 更令美国头痛的是，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将出现新的排列组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被削弱，但不失为“候补的”地缘超级大国，其科技能力和核武装仍令美国畏惧。欧盟虽是美国的盟友，但并不愿听命于美国，随时都在强调自身的独立能力。在内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唆使下，日本不愿永久充当“小伙伴”。90年代初期，中国曾被美国视为地区性大国，在苏联解体后已“无足轻重”，但很快就转向到“中国威胁论”，将“正在觉醒的龙”视为“对美国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除此之外，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等地区强国也在兴起。处在矛盾中心位置的美国，逐渐受到多强力量的挑战，“单边全球主义”必然恶化同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加剧与它们的矛盾和冲突。 二 全球化、民族主义、民族化……是当前热门话题。全球化的概念众说纷纭，最为精辟的解释莫过于马克思，他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表明人类从以血缘和各族为基础的封闭社会向开放的和相互联系的社会化世界转变，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2]早在1915年，布哈林就指出在世界经济中“国际化”与“民族化”并存的趋势。他所述及的“国际化”即当今的“全球化”，“民族化”指的是“国家疆界范围内建立同质的、相互间尖锐对立的经济有机体的过程。”[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民族主义”的界定为“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是“近代史的一项运动”。也有的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列宁的概括最为准确：“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4]此外，要区分开两个内质相联的概念——“民族化”与“民族主义”。“民族化”指的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利益的认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不同条件、不同时代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拒绝接受民族主义，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使命的歪曲，民族和民族国家迟早必然消亡，但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中，又不得不利用这个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