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反”全球化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人为弊端。 国际游戏规划的不公正、不透明性,必然导致很多不良后果,引起受害者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全球规则、垄断行为、资源流动、环境保护等的规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经济运行规则。但是,制订全球化规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这类重要的世界性经济组织被大国所控制。在制订全球化规则和制度时,它们只以发达国家为模型,在这些国家已经实行的国内规划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并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政府向这些规则看齐。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说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只是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富国推行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理人”,它们很少考虑穷国的利益和要求,而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毫无公平可言。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东亚、俄罗斯与拉美等地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与这些国家讨论实施援助计划时,往往提出极苛刻的条件,威逼各国服从。所以,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及其国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先后发生了针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抗议、游行示威活动。 大国制定出来的全球化规则不仅缺乏公正性,还缺乏透明度,没有供发展中国家发表观点的有组织的论坛,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联合国越来越成了大国发号施令、坐而论道的场所,美国甚至还不以此为满足,公然绕开联合国单独行动。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大量介入,通过投机活动时常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由于资金的积累和运作,金融活动有了更多的流动性、随意性和投机性,发达国家利用游戏规则缺乏透明度的误区,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使得金融机制尚不健全、资本也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资本大量缩水、外逃,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这使在世界财富不断增长中反而变得贫困的国家及其国民对全球化产生了不满。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获得了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一种更加不平衡的发展。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尤其是造成那些处于几乎被遗忘角落的发展中国家的更加贫穷落后。 全球化使南北差距扩大,“全球化加大了国与国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不论全球化给北半球带来如何有益的影响,它对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占全球人口1/5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0%,占全球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仅占18%。那些经济发达和适应能力较强的国家,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技术机会,以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为准绳的全球化规则使穷国更穷。 现在的金融体系及其自由化仅使那些已经享有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目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共有48个,这些国家大都远离世界或所在地区经济中心,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远远低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占世界人口总数10%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只有0.6%,到1997年则仅占0.3%,达到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确实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国家内在社会矛盾与全球化进程中外部因素引起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导致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和反对。 新经济和经济自由化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使企业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使战后西方普遍存在的那种社会再分配方式受到削弱,因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加。 国内社会矛盾与国际因素引起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使全球化进程出现的矛盾复杂化。比如,德国由于统一给西部增加了就业压力,再加上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问题就一度恶化,一部分德国人把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移民或外国来的劳工,对全球化产生抱怨,产生了排外情绪,甚至出现了新纳粹分子借机闹事现象。又比如,美国的种族歧视一直是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问题,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生活贫困以及受教育少的美国黑人,对美国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忽视国内问题而极力推行全球霸权一直表示强烈的不满。 这说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政府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经济的增长上,而轻视了对增长的财富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必能够自动改善社会服务,其间存在着必不可少的政治环节。例如,韩国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安定,因而当1997年的经济危机来临时,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衰退定期发生,我们需要做到“在经济衰退时保证安全”以及在“经济增长时保证公平”。消除贫困和剥削需要做大量工作,绝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增长。各国政府忽视了对国内矛盾的解决,致使内外矛盾交织,国内问题趋于复杂化,最终影响到该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出现“反”全球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