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基本前提 在考察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时，至少必须明确地认识以下三个基本前提： 一、“扭曲的”世界战略结构。20世纪后半叶国际政治的基本框架，是美苏对立和中苏对立。其他中等规模的对立和争端，大都可以理解为是这两大对立体系中的对立和争端。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崩溃，这两大对立也随之消亡，国际社会正在摸索新的国际秩序，然而至今尚无结果。21世纪的世界战略结构主要由以下因素构成，呈现出扭曲的形状，前景扑朔迷离。其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与“理念”的独树一帜的体制——有限的美国式和平；其二，核大国俄罗斯的重复性的混乱；其三，中国“富强的”核大国志向；其四，北约在西欧亚大陆的独断专行；其五，“日美中俄”在东亚的相互牵制与安定；其六，有限的中苏战略协调。 二、有限的美国式和平。在这一“扭曲的”战略结构中，美国的军事外交战略一方面受到国内舆论和孤立主义传统的束缚，其军事作战的人员伤亡被要求降低到零，另一方面，它又以绝对优势的核威慑力和高度开发的电子武器为基础，在“力量”的垄断体制下谋求发展。此外，美国还是“理念大国”，导致它在东西方冷战中获胜的政治和精神的原动力，可以说是美国朝野信奉民主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的“理念”。 美国就是在这一“力量”与“理念”的垄断体制背景之下追求着本国的安全和利益，以及国际领导权。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手高举具有普遍价值的法治与正义、人权与民主主义，另一手却恣意谋求其军事和外交战略，哪怕这种战略很有可能是违背国际法的。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具有霸权主义性质，往往采用双重标准。 但是，在美国这一“力量”的背后，却存在着刺激竞争的政治经济体制、灵活而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杰出的人力资源、丰富的天然资源、强大的工业力量、高度的科技力量、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流入的社会环境。 美国这一以“力量”和“理念”为背景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优势，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甚至以世界为单位继续存在，并且领导国际社会，构筑国际社会的框架。 三、“日美中俄”的相互牵制与相对稳定。在不断认识上述两大因素、并逐渐把我们的考察对象锁定在东亚时，即使我们依然把美国式和平作为前提，但不可否认存在着由“日美中俄”4个国家构成的6种两国关系和4种三国关系，其结果形成了一种相互掣肘和相对稳定的态势。 但是，这四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有许多不透明的方面。中俄两国对美国最近的霸权主义的军事和外交战略奋起抵抗。北朝鲜却以开发核武器和导弹作要挟，摆出决战架势来拓展其外交空间。与北约同“有限的”欧洲的关系相比，东亚形势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混乱的核大国俄罗斯”的安全保障环境 新生的俄罗斯矢志向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转型。关于俄罗斯的安全保障环境，俄总统府已在1997年颁布的“俄联邦国家安全保障概念”文件中指出，“在目前和不久的将来，对俄罗斯联邦的安全保障造成的主要威胁并非军事性的。几乎所有的威胁都来自国内，它们集中在国内的行政、经济、社会、公害、情报及道德等领域”。虽然，行文表现很抽象，但反映了对由“腐败结构”引起的所有国家基础遭到腐蚀的深深忧虑。 就是这个俄罗斯，它还为在历史上很难解决的车臣民族争端所困扰。几乎与此同时，原本信奉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北约却以美国为核心，对因民族争端而陷入混乱的南斯拉夫采取了很可能违反上述原则的空袭手段。这种在将来很可能演绎成合法化的“新战略概念”的军事行动，对俄罗斯不啻是一种威胁。俄罗斯表示了强烈抗议，却在美国的强力面前碰了壁。而且车臣的讨伐战导致了很多的牺牲者和难民。俄罗斯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严厉指责。它正在为自己国家将来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的潜在危险而忧虑。美国正在大力推进其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研究和开发。这对于以保持同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均势为基本战略的俄罗斯来说，NMD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俄罗斯拒绝修改1972年缔结的作为配备NMD的前提条件的ABM（反弹道攻击导弹）条约。 由此，以不干涉内政问题、ABM问题为背景，在对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俄罗斯加强了同中国的战略协调。 另一方面，普京对车臣的作战满足了俄罗斯国民的民族主义感情，结果导致普京的人气急剧上升。 由此，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威胁来说，俄罗斯都无法摆脱这一可预见的未来。但是惟其如此，与美国保持协调的政经关系，对俄罗斯的存在和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俄罗斯只能在对美关系中谋求自重。而对美国来说，“混乱的核大国俄罗斯”的稳定符合美国利益。因此，美俄关系虽然不时尖锐对立，却并不会突破竞争的框架。 来自“兴盛的中国”的挑战 70年代，以美苏对立和中苏对立为前提，美中间一直存在并发展着一种反苏战略协调关系。但是，苏联解体后，这一前提消失，美中间的战略协调关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之下，以天安门事件为契机，在美中的对苏战略协调时代被压下去的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对此，中国把国际社会分析成是“一超和多极”的结构，“一超”即是指把“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准中国的美国。中国无法容忍美国的“力量”和“理念”的垄断体制，把“反霸权”的对象从以前的苏联转到了美国身上。中国反驳说“人权与民主主义是相对概念，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国情”，美国的“人权外交”只不过是“干涉内政”和“和平演变”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