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罗斯的两次剧变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俄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80年代末的市场经济改革及苏联解体，使俄国开始了一场迄今尚未完成的同样意义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在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两次剧变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空前惨烈的。就变迁过程的剧烈性、残酷性以及生命、财富的损失而言，它不仅远远超出了欧美诸国，也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的是，20世纪俄罗斯的两次剧变对国际格局带来结构性的冲击，并对其后国际格局的重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罗斯外交在两次剧变后都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俄罗斯外交史展示了俄国外交中最为本质的结构层面，因此通过俄国外交史来认识俄罗斯的国际行为，也许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从激进变迁到全方位外交 俄罗斯长期的专制主义传统使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极端倾向非常明显，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受意识形态主导。20世纪初和世纪末俄国所经历的两次剧变虽然其实现的目标取向截然不同，但具体的路径取向却惊人地相似。其强烈的激进色彩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尖锐对立的社会思潮的激列交锋，各派政治力量的殊死搏斗，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在外交领域，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外交思潮及外交实践占据上风，导致外交战略的急剧改变。 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以后的外交战略是意识形态化的“世界革命战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俄以宣传鼓动，提供支持、帮助及指导等方式，输出和策动外国的革命。直到1921年春夏，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认为苏俄与西方已出现了某种均势，因此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前夕要求放弃“直接进攻”的策略。但两年后德国出现革命形势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又开始策划新一轮的德国革命（此时列宁已病重不能视事）（注：参见张盛发：《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世界革命战略”常常导致苏联领导人错误估计国际形势，它的推行不仅曾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造成致命的威胁，而且对整个苏联时期特别是二次大战前的外交政策带来消极影响。 1992年俄罗斯西方化外交战略的激进色彩并不亚于前者。选择全面融入“欧洲”，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曾任驻美大使的弗拉基米尔·卢金称之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这一思潮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利益不会有根本的矛盾，不存在对俄国战略利益构成威胁的势力，如果说有什么威胁的话，那么“俄国就是惟一的威胁”（注：弗拉基米尔·卢金：《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外交政策》第88期，1992年秋季号。）。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表现为1992年以后推行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的种种举措。这一思潮在地缘学说上推行的是一厢情愿地“优先与美国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而实际上“对于这一主张的一些赞成者来说，它是与美国达成共同统治的代名词”（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纽约1997年版，第98页。）。卢金也认为，“西方应该帮助俄国，其原因与二次大战后帮助德国、日本及其它国家是一样的：扩大对西方友好的民主共同体。”（注：弗拉基米尔·卢金：《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外交政策》第88期，1992年秋季号。）科济列夫对美国更是寄予厚望：“过去美国显示出它有为了重大的战略目标而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的能力。现在是美国显示这一能力以培育由冷战向安全的民主和平的转变。”（注：安德烈·科济列夫：《落后的伙伴关系》，〔美〕《外交》1994年第3期。）但是，西方对俄援助大多附有苛刻的条件，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俄罗斯很难予以满足，因此希望获取西方援助以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几乎落空。同时美国与俄国在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战略利益的矛盾越来越明显。1993年下半年，北约开始考虑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立陶宛。由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可能造成严峻的不安全形势，俄朝野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西方情绪，到1993年年底，俄政府立场日趋强硬。1994年1月10日，北约首脑会议正式宣布，北约对新成员是“敞开大门”的。显然，北约东扩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既定方针，俄与西方建立盟友关系并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此后俄罗斯加快了政策调整的步伐。1996年1月5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了解除西方化外交的主要推行者——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职务的命令。1月9日，又任命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院士担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的任命标志着俄外交政策的根本变化，他认为奉行同美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方针“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它会使俄失去对外政策的独立性。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应当有自己的对外政策（注：〔俄〕《劳动报》1996年6月26日。）。在独立的大国外交的基调下，俄罗斯开始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在普里马科夫主导俄国外交3年多的时间里，全方位外交战略得到了确立。从总体上来说，全方位外交强调独立性，放弃“意识形态西方化”的方针，以现实的国家利益及发挥大国作用作为出发点；强调全方位性，放弃“西方化”取向；强调大国等距离性，放弃亲美、亲西方大国的倾向。1999年3月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大规模空袭，俄罗斯持坚决反对态度，普里马科夫半途中止对美国的访问，并驱逐北约驻莫斯科代表，断绝与北约的关系以表明其立场。在6月达成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政治协议之后，俄罗斯在无法由本土派兵前往科索沃的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因相关各国拒绝提供空中走廊），从波黑维和部队中抽调人员疾驰科索沃，抢在北约部队之前占领普里什蒂那机场，从而迫使美国在科索沃维和问题上向俄国做出让步，继续保持俄国对科索沃事态的影响力。这一戏剧性事件表明俄罗斯维护其利益的坚定性，乔治·凯南认为这是俄罗斯捍卫其声誉的努力（注：〔美〕理查德·乌尔曼：《美国和这个世界：对乔治·凯南的采访》，《纽约书评》1999年8月12日。）。1999年10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面对西方大国的指责毫不示弱，11月欧安会首脑会议期间，叶利钦在车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引人注目。普京上任后提出了以“强有力的国家”为中心的“俄罗斯思想”，实质上是官方提倡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进一步树立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此，有理由相信俄罗斯外交已经基本摆脱了浪漫的意识形态西方化外交理念的束缚。 但是，正如“世界革命战略”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产物，它对苏俄（苏联）外交造成了持久的影响那样，意识形态西方化外交是苏联解体及激进改革的产物，期望它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其影响是不现实的，有时它对俄罗斯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影响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和不自觉的。因此，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激进变迁的遗产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力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只有在俄罗斯发生类似1917年的战争与革命和苏联解体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时，才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持久性因素 研究俄罗外交史的学者阿尔弗雷德·里伯认为：“探求俄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这一主题无异于进入了一个历史神话的雷区。”（注：阿尔弗雷德·里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帝国俄罗斯外交政策》，华盛顿1993年版，第315页。）因为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就被视为一个致力于大规模征服计划的侵略性十足的国家，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这一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这一观念与反共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大大加深了对俄国外交政策的误察，加剧了冷战对立倾向。另一名历史学家休奇·拉格斯代尔批驳了这一观念的非历史主义方法论和浓厚的决定论色彩，他认为：“俄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其对外政策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俄国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利益和需要所驱使的。”（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引论：帝俄外交政策的传统》，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前引书，第13页。）但是，俄国外交确实受一些结构性因素影响，因此探求俄国对外政策的持久性因素是认识俄国外交的重要途径，持久性因素是指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俄国外交发挥重要影响的那些结构性的力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也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里伯认为：理解俄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有4个因素是基本的，与西欧及以后的美国和日本相比相对的经济落后性；沿着其它国家力量边缘的可渗透的边疆；由种族地域集团构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和社会；文化的边缘性。”（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引论：帝俄外交政策的传统》，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前引书，第322页。） 在与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交往中，相对的经济落后性一直是俄罗斯的一个特点。因此无论是改革与新思维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急剧改变（从阿富汗撤军，放弃东欧的势力范围），还是西方化战略时期及以后对美国外交的退让，目的之一是为获得西方的资金、技术以及组织技能（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引论：帝俄外交政策的传统》，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前引书，第322～329页。）。这一因素对俄国外交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从彼得大帝致力于扩大与西方的联系和交往，到新俄罗斯的西方化外交战略，其着眼点很大程度是为改变俄罗斯经济的落后面貌。西方国家也往往利用俄罗斯的这一弱点，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车臣战争期间，西方不时向俄罗斯挥舞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金元大棒，压迫俄罗斯采取温和立场。鉴于俄罗斯艰难的经济转型尚依赖西方国家的支撑和援助，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21世纪，俄罗斯相对的经济落后性仍然是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灵活性的重要因素。 俄罗斯帝国是从莫斯科公国的扩张开始，经过几个世纪的征战建立了地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庞大帝国，其面积最大时达22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6。历代扩张的进程既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又造成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首先，虽然帝国边疆已直抵其他国家权力中心，但是这个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的地缘政治特征与莫斯科公国相比，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地缘政治中心——东欧平原并没有天然地理障碍使之与其他国家权力中心分隔开来，仍然处于来自西方的威胁之下。其次，由莫斯科公国向中欧、中亚、西伯利亚的扩张，使整个帝国的种族构成随着扩张进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形成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另一个持久因素，即俄罗斯成为一个由不同的种族地域集团构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和社会。这些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方面都与俄罗斯民族有着根本区别的种族地域集团大多处于帝国边疆，帝国边疆则处于与外部世界没有明确的种族和地理分界线的地缘政治状况，由此又产生了第三个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持久因素，即帝国边疆沿着其他国家权力的边缘处于一种可渗透状态。上述两个持久因素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给俄罗斯的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都造成困难。一方面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悖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扩张的结果却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种族地域集团的增加和新的可渗透边疆的增加，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扩张……其结果是扩张的不断升级和挥之不去的完全梦魇；此外因为“内部起义会为外部干预和干涉提供可乘之机，（俄国的）行政与外交，对内与对外政策的区别经常是模糊的”（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帝国俄罗斯外交政策》，第338页。）。俄国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这种原意是为了防御的战争，却在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家们的无预谋、无意识之下成为了侵略战争。这是对罗曼诺夫王朝以前的古老王朝的固有的一统政策的直接继承，为从未隶属于莫斯科国家的领土而战。”（注：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历史教程：十七世纪》第97页，转引自亨利·基辛格：《外交》，纽约1994年版，第140页。）另一方面，其地缘政治中心暴露在西方强邻的直接威胁之下，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地缘政治中心都几乎被全部占领。俄国人以其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充分利用俄国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数度上演了以空间换时间并最终获得战争胜利的历史悲喜剧。这一历史教训使俄国历代领导人在考虑安全问题的时候，几乎是本能地选择尽可能地将边界往西方推进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二次大战之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西方一些激进的史学家指责为苏德间的侵略阴谋，应该为二次大战的爆发负责。罗伯特·塔克认为，在1939年俄共（布）十八大时斯大林就将苏联的外交政策设计成：“期望欧洲两大联盟之间发生战争，而苏联保持中立，直到有利时机才介入以推进共产主义事业”（注：罗伯特·塔克：《斯大林掌权：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年》，纽约1990年版，第592页。）。但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苏联在寻求与英法的集体安全失败之后，为自身安全计，转而与德国和解并划分势力范围（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帝国俄罗斯外交政策》，第337、3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