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由于不同背景的学者切入点不同，导致理论形态上的千差万别。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几次著名的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以及尚未有定论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说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它们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尤其是目前的第三次争论（不管用什么名称），其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两次论战不能比拟的。理论的这种开放性需要我们以综合的、兼收并蓄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理论学说，而不要陷入一种“不宽容的封闭性思维”（注：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Synthesis,Cumu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2,June,1999,pp.216-218.）。同时必须注意考察理论的相关性来判断其合理性程度。这种相关性不仅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一般理论所要求具备的可信的描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相当程度可能性的预测这些特征，而且还应保持逻辑与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性。这就要求理论尽量客观地反映全球社会的真实状况。当然，不同背景的学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纯粹的客观中立是不可能的。规范性分析就不用说了，即便是经验性分析，往往也是潜在的价值取向使学者们在挑选现实数据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所以，在考察理论的相关性时，首先要明确其各种假设前提（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在此基础上，在这种理论的目的指引下分析其逻辑过程，核心是从假设到结论的因果关系分析，从而理解作者的价值取向，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一项理论的整体性构架。如果一项理论经过这样的考察能自圆其说，就应该承认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注：虽然某些理论（或其结论）不为许多人“喜欢”，但这并不能否定理论的合理性。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远的莫过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近的当推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正如本文将要指出的，与其反驳他们的理论，不如关注他们提出理论的前提和历史背景，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们的理论。）。所以，本文正是通过分析相互争论的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注：要注意，现实主义理论并非铁板一块的，除了强调权力是终极目的的经典现实主义和将权力视为手段，安全视为目标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外，目前不少学者将现实主义区分为攻击性的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的现实主义(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Robert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pp.42-63.在格拉瑟(Glaser)那里，防御性现实主义也被称为“有条件的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Charles L.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pp.50-90.）与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异同来说明各种理论的局限性。

      一　对假设的理解与曲解

      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两个流派，虽然自由制度主义一直强调是作为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而存在的，“应被视为一个不同的理论流派”（注：Robert O.Keohane,"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War,"in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 Debate(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271.），但通过分析它们的相关性，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与其说它们是截然对立的，不如说它们是互补的。不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还是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都承认两者之间的区别被夸大了（注：Joseph S.Nye,Jr.,"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orld Politics,Vol.50,No.2 January 1988,p.238.Robert 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pp.44-47.）。它们最基本的假定是相同的，但在对假定内涵界定上又有不同；它们所重点研究的领域有所差别，而价值取向上的差别使它们在结论上又出现分歧。

      现实主义最基本的假定是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缺乏高于主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自由制度主义并未对这个假定提出反驳，而只是在它的内涵的理解上有别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描述是指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威来确保执行国家之间的协议（注：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World Politics,Vol.38,October 1988,p.226.Kenneth Oye,eds.,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无政府状态的含义即：它是形成国家动机和行为的主要力量，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更关注于实力与安全，倾向于冲突与竞争，即使在存在共同利益时也难以合作；所谓的国际制度，只能非常有限地影响国家间的合作（注：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p.487.Robert Powell,"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1994,p.331.）。作为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Keohane)努力表明在同样的假定下，即使缺乏中央权威，合作也可以实现，通过不断反复的博弈，会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当存在共同利益时，“现实主义对合作的前景与制度的作用太悲观”（注：Robert O.Keohane,"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p.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