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不断冲击着旧有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在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包含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无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但文化实力也是其显著标志。在国际关系转换中，作为“软国力”的文化实力的作用不断上升，影响日益加强。 文化的特性 1.文化的涵义。关于文化的内涵，学者众说不一，据统计至少有160多种说法。英国人类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义的民族学而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和凯利认为，文化是历史创造的生存形式系统，既包含显性形式，又包含隐性形式，并具有为整个群体或在一定时期为其某个特定部分所共享的倾向；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则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形式，其支柱是精神训诫，即思想能力，其范围包括系统的知识，其主要内容是对曾经存在的东西的形态关注，对具有强制性有效洞察的知识，对事物的认识，对词语的通晓；还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根本属性是人的创造性，人类的创造和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物质的创造及其产品还是精神的创造及其产品，都属于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有人参与的活动就可之为文化。（注：于春松：《现代化与文化选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总之，从广义上说，文化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文化则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成机构，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观点、思想及其相应的制度。但无论从那种角度看，文化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过程。本文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探析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文化与文明。不少人视文明与文化为同义词，但更多的人认为，文化包含着文明，文明在一定条件下再造文化，文明是文化发展到更高水平的产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不会停滞不前。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实现电讯化，电子媒介、互联网络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国际社会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通空前快捷，成为人类文明的最新象征。历史表明，“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注：《人民日报》，2000年3月7日。）世纪之交，信息革命的浪潮和网络文化的发展，跨越地域疆界的限制，冲破国家民族的藩篱，不受时空障碍的束缚，以其特有的强大威力推动当代社会的进步，将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当代文化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和强烈。 3.文化的多样性。地球上居住着60亿人口，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各具传统和特点的文化的存在、繁衍及发展，表明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欧洲的爱琴海沿岸、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形成了各放异彩的文字、建筑、绘画、宗教、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使文明的发展高峰迭起，连绵不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将当代文化归纳为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且不论此划分是否科学，但也表明亨廷顿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化的多样性。 4.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一切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念，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把本民族的文化奉为最完美的文化，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其突出表现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国家视自己的文明为当代最优秀的文明，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是普遍适用的，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强大的文化载体，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它的普遍性，而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可见，在亨氏看来，把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强加于非西方社会，也是行不通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欧洲的众多学者持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相比较而共存的，各种文化存在差异，各具所长，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跨文化相对主义既承认世界上文化的多样化，又强调不同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取向。当代有关文化的理论繁多，但无论是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还是跨文化相对主义，无论是文化普遍价值论还是文化国际主义，都离不开文化的价值观念这一核心问题。 文化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几种模式 近年来，文化因素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劳伦斯·哈里森于1992年出版的《谁昌盛？文化价值如何塑造经济与政治成就》；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托马斯·索威尔于1994年出版的《种族与文化：一种世界观点》；弗朗西斯·福山于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等。此类著作将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归纳为五种模式。（注：本文所述文化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几种模式是参考《文化与国际关系》有关资料归纳的。该文系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查尔1996年在《华盛顿季刊》发表的一篇评论。模式之五和之六的观点是笔者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