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对东盟政策及其影响

      一、冷战后美国对东盟政策的基本框架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政策动向是冷战后美国对该地区总体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在详细论述本文主题之前，有必要对冷战后美国对该地区的总体政策作一概述。

      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向来是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这个大局的。冷战时期，亚太地区是美苏争霸的前沿地带之一，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把东南亚地区作为它的亚太战略的一个侧翼看待，因而对东盟国家施以军事保护、政治拉拢和经济援助。冷战结束后，一方面随着争霸对手不复存在，美国的“一超”地位迅速凸现，另一方面东盟国家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一跃而成为亚太格局中一支迅速崛起的政治经济力量。在此形势下，美国又把东盟列为其推进“新太平洋共同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对象。“新太平洋共同体”战略的主旨是：以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保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促进西方式民主与人权作为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确立美国在该地区的独霸地位。在这一战略构想的指导下，美国对冷战后的东南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上，顺应东盟地位上升的现实和联合自强的要求，适当作出让步， 默许东盟扩大， 积极参与东盟发起的东盟外长后续会议（PM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多边活动，以便换取东盟的信任，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双边关系中，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通过诱压并举的手段，大力推广美式价值观，促使处于转型期的原东盟六国进一步朝着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促使越南等印支国家和平演变。

      第二、经济上，深化双边经济关系，扭转美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扩大对东盟的投资，尤其是紧紧围绕亚太经合组织（APEC），促使东盟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尽早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警惕和防止该地区建立任何排斥美国的经济集团，把东盟纳入以APEC为机制的、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合作框架之内，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

      第三、安全上，利用该地区国家对亚洲大国的畏惧心理和出现“力量真空”的担心，渲染美国军事存在对于维护该地区安全的重要性，加深它们对美国的依赖；在从东南亚收缩驻军的同时，一方面继续保持传统的安全防务关系， 另一方面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军事合作； 积极参与ARF， 将其作为以双边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存在为支柱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种辅助和补充手段。

      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政策动向

      1997年以前，东盟处于上升之势，各国经济欣欣向荣，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大国平衡外交”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此形势下，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尽管表现得咄咄逼人，但也受到了很大的牵制，在谋求政策目标过程中不得不更多地采取缓进和妥协的策略，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屡屡受挫。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东盟经济陷于严重衰退以及由此引发各成员国内部及相互之间矛盾突出，东盟实力地位大幅下降，组织凝聚力锐减。艰难的处境促使东盟各国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以及修复相互间裂痕上来，因而减少了对外部事务的关注，加之亟需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们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在处理与大国关系中不得不一改处处争先的做法而采取低姿态。这种状况为美国加紧向东南亚渗透创造了近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良机。危机爆发后，美国强化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的外交攻势，全面推进其既定政策，并且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动向。

      （一）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救援活动，促使东盟国家实行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民主改革，为美国资本和价值观进入东南亚开辟道路。

      金融危机伊始，美国先是采取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的态度，随着危机蔓延，美国意识到本国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才走到台前寻求危机的早日解决，并借机加强对受灾国的控制。为此，它采取了积极干预和主导国际救援活动的政策，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是操纵IMF 向受灾国提供总值超过1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同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

      美国救援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集中体现在IMF “救援方案”的附加条件之中，这就是：不仅要求受援国采取金融和财政紧缩政策，更主要的是要求它们对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改革。结构改革对于各个受援国虽有不同的要求，但宗旨一致，即降低政治因素对信贷分配的影响，确立市场机制在资金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使银行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信贷政策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切断政府同某些企业的特殊关系，减少或取消这些企业在资金获取和市场垄断等方面的优惠特权；扩大私营部门的活动范围；对外资开放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把经济结构的改革列为主要的救援条件，在IMF尚属首次。 该组织领导人米歇尔·康德苏把这一变化称为亚洲救援方案同传统救援政策的“主要区别”，称“亚洲救援方案的核心不是为恢复宏观经济平衡而采取的紧缩政策，而是一系列强有力的意义深远的结构改革措施”。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和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国会作证时多次强调：“要求受援国采取具体行动对其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是美国救援政策的“核心”，是“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目标”。（注：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HongKong),October 12,1997.）美国为什么如此强调结构改革呢？对此，克林顿政府和美国评论界的回答是：除恢复投资者信心和稳定亚洲的金融形势外，推动亚洲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扩大美国经济模式和理论的影响，提高亚洲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促使亚洲转型中的国家进一步融入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接受现行秩序和行为准则。（注：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 (U.S.A.),June 22,1998.）可见，美国救援政策的实质，就是乘人之危，迫使亚洲受灾国无条件接受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放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向来发挥的关键作用，加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向其开放国内市场，以利于其经济扩张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