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西方国际政治学一直被女性主义者称为“充斥着男性霸权主义”的学科，（注：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77页）。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为其主干的现实主义学说藏而不露的性别歧视内涵。沿着历史的轨迹向纵深探寻，便不难发现，它起始于为该理论奠定基础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性别关系现实及其所隐喻的对不同性质事物的价值判断乃至思维模式的选择。它突出地反映在有关思想家的一系列著述及国际关系发展的具体实践中。 一、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性别（gender）概念释义 “社会性别”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说中与“性别”（sex ）相对照的一个概念， 系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 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被用来表示由社会造成的两性社会角色与地位的差别。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Scott）认为， “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 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方式”。（注：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45页）。这一概念表明，妇女的从属地位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作为认识与分析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范畴，社会性别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种族、族裔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内涵。每一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着几种大相径庭的社会性别观，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因此，社会性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通过与阶级、种族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造成的人类不平等的其他社会机制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作用，与它们共同构筑起错综复杂的社会权力分配体系，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反过来，它也被特定的阶级、种族等社会利益集团用来作为表达自己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手段之一。 二、男性中心主义的奠基与拓展——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性别剖析 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开始萌芽的文艺复兴时期，新兴中产阶级为摆脱教廷对其谋求自身利益的严厉禁锢，努力从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挖掘中寻找精神武器。他们开始由以上帝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变对向来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界的敬畏为充分展现人对大自然的能动性，从消极地等待上帝的拯救与来世的幸福走向树立自救意识、积极追求个人在尘世中的现实利益。（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但是，在整个社会充满着破除旧秩序的不安与骚动之际，绵延数世纪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关系格局却未受到实质性的触动。受古希腊将妇女归属于同城邦事务相隔绝的家庭生活，把被概括为“不洁的、性的、肉体的”女性从政治话语中删除的政治传统的影响，男女被分别要求进入公共（政治与宏观经济）和私人（家庭）这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遵守迥然相异的道德规范，两者间控制与臣服的关系被主流社会视为理所当然。这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的先驱马基雅弗利（N.Machiavelli）对“非道德后果主义”的宣扬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马基雅弗利于中世纪后期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人中强者——君主应当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最高利益的思想的宣扬与对妇女的歧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曾专门论及“国家如何因为女人而垮台”，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地将男子与妇女、公共与私人、公德与私德等相分离。（注：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80～81.）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他对政治和政治权利等的理解围绕着将妇女从有关战争和国家的“高级政治”中排挤出去而展开。这使以重视权力、利益冲突的政治观及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为特征，对后来的现实主义学说产生深远影响的“君主论”哲学染上了浓厚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它不仅意味着妇女无法进入当时以争取独立、谋求霸权和建立主权国家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领域，而且表示被划定为与妇女相关的一切，包括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均必须被拒于国际政治之门外。诸如此类的“男公女私”、“男女异德”的社会性别观被继他之后的霍布斯（T.Hobbes ）等现实主义学说的其他奠基者所继承。 在霍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即此后的现实主义学说所指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妇女因易于被征服、成为奴隶，又不像沦落于同样地位的男子那样容易获得自由而不能进入社会契约——文明领域。 （注：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a Postmodern Era”,pp.80～81.） 如果将“男／女”延伸为一种认识和描述事物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来加以考察，现实生活中盛行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影响对它们意义的估量，并进而涉及人们思想方法的确定。在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中，以君主而不是上帝为中心，以及这些精明强干的世俗统治者必须以自由意志、理性和铁腕自救而不是等待上帝的宣示（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等思想所体现的新兴中产阶级矢志与教会决裂、挣脱上帝和自然界等外在力量束缚的强烈愿望，与男与女、“男性范畴”和“女性范畴”的割裂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排拒和控制相辅相成。这种以现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关系隐喻的对“公共／私人”、“形态／事体”、“君主／臣民”、“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的思考，使它们中的“女性”一方成为卑劣低下的象征。随着“公共”和“私人”两大领域分离的加剧以及在前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男子对现实利益争夺的日趋白热化，竞争、逞强、支配、占有等日益成为其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及其理想人格确立的基础。（注：周华山：《阅读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与之相对应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着眼于与“非我族类”的分离并对之加以控制的思维模式因合乎主流社会有关“男性气质”的定义而受到推崇，成为其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强调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整合、在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中定位自己的思维模式则被认定为来自妇女的家庭生活经验并受到贬斥。这一切突出地表现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中，并直接影响到妇女在其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