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有理论的不足 新地区主义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兴起或复兴的世界经济政治现象，同时又与民族主义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地区主义”主要是一种国际的或超国家的现象，跟民族国家之内发生的“地方主义”（有人称之为“地区主义”或“区域主义”）有严格区别。）传统的国际理论在面对这一新浪潮时，其解释力已经捉襟见肘。虽然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国际研究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地区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和工具，但不幸的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习惯于将政治与经济严格区分，所以政治学家们主要对地区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层面感兴趣，专门探讨和解释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发生的政治过程，而经济学家们则关注特定地区之内的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市场联系，而往往把政治和制度力量抛在一边。于是他们各自建立一些如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所说的“理论岛”，（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1991年版，第31页。）至今无人能够找到有效的“概念桥梁”把它们联结到一起，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观理论”。 概括地讲，国际经济学在研究地区主义时更偏爱的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地区化”（即“经济地区主义”）；而且，他们重点关注“经济地区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经济地区主义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静态分析的特征，缺乏对经济地区内的政治政策方面动态变化的适时把握，不过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加“专门化”。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经济地区主义理论主要有三种：关税同盟理论（customs union theory）、 最佳货币区理论（ optimal currency area theory）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fiscal federalism ）。 （注：Walter Mattli,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Europe and Beyo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1—40.）而国际政治学对地区主义的解释主要起源于二战后欧洲的联邦主义与功能主义两大思潮的争论，而后逐步形成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一是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 二是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注：关于新功能主义，我国国际理论界已耳熟能详，但对“政府间主义”则几乎无人提及。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它在相关的欧美文献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语词了，这主要归功于近年来以研究欧洲地区主义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莫拉维茨克（Andrew Moravcsik）。他就这一理论所写的最著名的两篇论文是：“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Winter 1991）and“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 Approach”（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1,December 1993）。 “政府间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很通顺的中文用语，但考虑到这种理论对政府首脑的角色极端重视，并聚焦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如此直截了当地移译过来未尝不可。）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这种分科作战已经日益暴露了它们的缺点，导致部分学者起而对现有理论加以修正和补充。研究国际经济的一些学者认识到仅靠分析地区主义的福利效应已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地区主义现象能在不同地区同时兴盛发展而且能够与多边经济贸易体制相和谐等新问题，于是他们就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过去忽略的政治条件和政治结果上，包括国内政治的和国际政治的。（注：最近的一篇英文的学术述评为我们指明了这一点， 即 Edward Mansfieldand Helen Milner,“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Summer 1999,pp.589-627.）而国际政治理论中也不断出现运用经济学的逻辑来补充政治分析的缺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 新地区主义在引入国际规制（ international regime）概念的同时， 也借鉴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原理而提出了一种有关国际规制的需求理论（a demand-side theory）。（注： Beth V.Yarbrough and Robert M. Yarbrough,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Strategic Organization Approa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11-133.）的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看重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立场出发来研究新地区主义，而不再是只注意到地区主义背后的经济动力，或只注意到经济地区化背后的政治动机和安全结构。这种趋势正在引起地区主义研究领域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也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地区主义理论的重新整合。 另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主义观念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面临着重估“国家的作用”的任务，因为人们发现在当今世界上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远离国家（从外面）、超越国家（从上面）或无视国家（从下面），所以新的国际理论趋于将国际行为体多元化，不再固守“国家中心主义”，这为国际经济学利用政治环境的变动来解释地区经济机制的多样性和国际政治学通过增加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及跨国经济活动的注意力来帮助解释地区安全的复杂性等提供了可能。而可以预言的情况仅仅是，未来的地区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从这种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进行，除了国际经济学和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外，还应当引入经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宏观史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