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汤普森在《政治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的危机》一书中写到：“从最广泛的智慧意义上说，摩根索帮助打下了国际政治基础”。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除了表现在他对这一学科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之外，还表现在他在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对其他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上。 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有过3次论战。对这3次论战，我国学者对它们的归类和划分有所不同。目前较有影响的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39年，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阶段；从1939年至1979年为第二阶段；1979年至今天为第三阶段，其内容上包涵两次革命（现实主义的革命和行为主义的革命）；3 次“论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4个热点（权力政治、体系理论、世界秩序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5个主要学派（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 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注：倪世雄教授在“全画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1998年10月10日下午的发言。） 第二种划分：在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之后，先后出现过6 次大的“浪潮”，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理想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至60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60年代的行为主义；70年代的全球主义；80年代的后实证主义和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本文认为以上两种分期方法各有短长，但限于研究对象和视角，本文采取第一种划分方法进行讨论。 一 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在第一次论战中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一次论战，从本世纪的1919年一直持续到1939年。在这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战中，现实主义是以对理想主义论战的胜利来实现其影响的。论战发展到后期，现实主义越来越占上风，这时与其说是两派在论战，不如说是现实主义在对理想主义进行批判。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涉及面甚广，但概括起来，主要集中于以下这些方面： （1）关于人的本性。现实主义认为，人性天生存在着许多罪恶， 人是自私自利的、有理性的和追求权力的。正因为人性本恶和人的本性不可改变，在人组成国家后，国家的行为也就循此确定；理想主义则认为，人的本性虽然可善可恶，但是，人性不善良的一面可以通过教化和知识的增加而得到改造。 （2）关于国家关系的处理。现实主义认为， 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可调和，是不断发生冲突和利益发生矛盾的关系；而理想主义认为，用国际法和建立国际机制及国际组织等办法，国家之间关系的调和可以实现。 （3）关于国家追求的目标。现实主义认为， 国家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安全；而理想主义认为，国家除了追求安全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目标，如建立国际道德对国家安全也将有利。 （4）关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现实主义认为， 实现国家目标只有靠权力，靠一个国家的实力；而理想主义却认为，国家目标可以通过集体安全的办法和建立国际组织的办法来实现。 （5）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现实主义认为， 国家是国际行为体中主要的行为体；而理想主义却认为除了国家以外，国际行为主体还应当包括国际组织等机构。 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中，由于在30年代后，理想主义面对国际政治问题的症结开不出良方，于是影响直线降低。与此同时，以卡尔和摩根索的权力理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因为正视并注重现实情况，对国际政治问题的症结看得准、分析切中肯綮，使人深受启发，于是影响日益扩大。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明显优势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本身也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被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是，无论怎样，他的理论的出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化和系统化、完整性和严密性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也是从未有过的。摩根索提出用权力和利益来研究国家间关系，强调要对具体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研究。他的反对空想、反对脱离实际的观点与理想主义相比较明显要高出一筹。因此，在这场国际政治理论的论战中，摩根索理论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理想主义，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理想主义进行批判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引起许多争论，甚至是批评。对他的理论广泛的争论本身就是摩根索理论的影响。 二 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在第二次论战中的影响 到了60年代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方法，很快就对美国的社会科学产生影响。然而，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方面显然滞后。于是，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学者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心态，他们越来越敏感地注意到国际关系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和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相比的落后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 争论从6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以前发生的争论有所不同的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这场争论的结果至今尚未明了，但是，这场争论使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