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紧张阶段起，有关各方已经开始关注并分析未来美国新一届政府会如何处理台湾问题。随着布什从大选中艰难胜出，共和党的对台海政策成为瞩目和议论的焦点。不言而喻的是，美国政策的任何变化都将对台海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过，人们关注布什政府的有关政策还有具体原因。首先是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海峡已经成为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热点，至少也是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热点之一。其次是布什竞选期间的某些言论引起猜测，使人们怀疑他执政后，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有关政策。 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两大基本因素 其实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对台海政策一直在调整变化，只是在不同时期调整的幅度和方向有所不同。从以往的经验看，美国的政策调整基本上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中美关系的状况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二是两岸关系的状况和美国对台海局势的基本估计。这两个因素同样也是分析布什政府对台海政策的两个基本参数。 台湾问题从来都是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它不论多么敏感、多么尖锐，也是中美关系所包含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着台湾问题的演变，也制约着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有关对华政策的一些言论引起不少议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声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竞争对手”。不过在布什当选以后，新政府要员们已经释放的言论表明，布什竞选期间的言论更多的是服务于“选举政治”的需要，布什政府将奉行的对华政策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很难说有什么根本不同。从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看，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即使不甘愿萧规曹随，也很难有什么大作为——不论是大幅度倒退，还是大幅度改善。 当今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既全面又复杂，它涉及到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各地区和政府的各个部门。而且不论在哪一个领域和哪一个层次上，双方关系都形成了范围广泛且日趋复杂的利害结构。利与害并存、冲突与妥协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这种情况的确制约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它难以大幅度改善。但是要蓄意破坏它，也同样困难重重，首先在美国内根本不可能凝聚起共识。进一步说，中美关系涉及双方重大的战略利益，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形势影响巨大。这种双重重要性决定了中美都要谨慎处理有关问题。中国固然会慎重，美国在国内外因素制约下，同样也是不能自行其是的。 中美关系的现状决定了布什政府的挥洒空间有限，也决定了它在台湾问题上选择的余地有限。布什政府还是要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中考虑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不可能去蓄意刺激台湾问题恶性发酵，以致破坏中美关系，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对台政策：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 如何评估两岸关系和台湾局势的紧张程度，是影响美国政策的比较直接的因素。布什和他的一些竞选助手在竞选后期的有关言论表明，他们似乎有意对美国以往的有关政策进行调整，最突出的是试图改变美国的“战略模糊”原则。从他们在竞选后期的一些言论看，布什的班子似乎更倾向于搞所谓的“战略清晰”。 所谓的“战略模糊”，是美国台海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时是否军事上直接介入保台的问题上，美国必须刻意保持模糊态度，即不明确承诺是否介入，从而向两岸双方施加压力。所谓“战略清晰”则是针对“战略模糊”而言，即明确宣布美国的利益是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从而引起我方使用武力，美国将不给台湾以军事支持；如果我方主动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肯定要在军事上介入，协防台湾。如果说布什政府对台海政策会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很可能主要表现在从“战略模糊”逐步转向“战略清晰”。这个转变的时间长短、在布什任内是否完成，要看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两岸关系如何变化。 实际上美国内部从1997年起就开始在酝酿调整有关的政策。将“战略模糊”原则逐步改变为“战略清晰”，是美国政策调整过程中必定要提出的问题，也是美国政策逻辑的某种延伸。近年来美国国内的种种有关讨论或建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台湾自李登辉主政以后，岛内台独势力抬头，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我方也针对台湾岛内形势的演变，不断强化反台独、反分裂的斗争。这场斗争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直接酿成了1995年夏到1996年春天的台海危机，中美关系也陷入谷底。从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后，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谁代表中国”、“如何统一”等等，逐步演变成日益尖锐的统独斗争。 2000年3月18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台湾选举中获胜。在他的领导下，现在的台湾当局一直拒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企图“以拖待变”。我方则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和平统一的同时，反复强调统一“不能久拖不决”。两岸关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造成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气氛压抑。随着两岸矛盾冲突的新焦点逐渐明朗，美国要想使两岸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维持下去，就必须调整它的政策。 1996年的台海危机和1997年秋民进党在台湾县市级选举中获胜，已经使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产生紧迫感，担心随着两岸关系日益绷紧，双方将会不顾美国的意愿而自行其是，最终将美国拖入一场战争。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处理台湾问题的“三个支柱”，即所谓“一个中国”、“和平解决”、“两岸谈判”。如果说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主要表现在第三个支柱“推动两岸对话”上。根据美国决策层当时的看法，维持台海和平的唯一出路，就是促成两岸双方的对话或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