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美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克林顿执政期间正是新俄罗斯独立后处于向西方式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也是美俄关系处于相互调整定位，美对新俄罗斯政策逐步形成的时期。在世纪之交，俄政府更替和美国大选之际，对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作一系统的回顾与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清美对俄政策的趋向和美俄关系前景。 一 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及其调整变化 冷战时期，美对苏实行“遏制”政策，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孤立、封锁、包围和渗透。虽然随着国际形势和美苏之间实力消长的变化，美国数次调整对苏政策，但对苏“遏制”总体政策和战略目标没有变。布什政府时期正处于新旧国际政治格局交替之际，在东欧剧变的情况下，及时提出“超载遏制”的战略，以加速苏联演变。在苏联解体，新俄罗斯独立之初，布什政府充分认识到俄罗斯未来政治经济演变对美国倡导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性，又及时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布什政府对俄政策主要在于解决由于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军控和核扩散问题以及稳定俄国内局势，避免俄陷入混乱和重新转为敌对政权的可能，如何与新俄罗斯打交道，尚处于摸索之中，还没来得及从大战略的层面上思考和提出系统的对俄政策。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在延续布什政府对俄政策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加以调整，使美在冷战后时期的对俄政策得以初步形成和系统化。 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的调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对俄战略思想“理想化”和确立以“伙伴关系”为对俄基本地缘政治政策的时期（1993年初—1994年初）。 克林顿政府入主白宫时，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遗产，市场改革已提上了俄的议事日程，美俄刚刚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有这一切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欢欣鼓舞，认为是战后美国长期奉行的对苏“遏制”政策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注：Donald K.Emmerson,"Americanizing Asia?"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8.）同时，由于独立后的俄罗斯选择了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这使得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俄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景充满乐观的估计，认为俄能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注：Zbigniew Brzezinski,"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4.）在这样的战略判断下，克林顿政府对发展美俄关系抱有乐观的估计，一是认为俄独立后地缘政治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地区稳定，美俄地缘政治的目标基本相同；二是认为美俄在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具有相同的、至少是重合的利益，美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是可行的。（注：The Financial Times,20 Jan.1994.）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可能造成的混乱等种种现实政治因素也使上台伊始的克林顿政府深感与俄建立“战略联盟”和“新民主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上述考虑为克林顿政府确定和实施对俄“战略伙伴关系”和“融入”的基本地缘政治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该战略的两大政策目标是：(1)通过对俄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使俄顺利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从而将俄融入西方政治和经济体系。(2)通过与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谋求俄在军控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减少由于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核扩散给美国带来的危险，最终将俄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中。 基于上述对俄战略思想，虽然外交在克林顿政府初期不占主要地位，但却任命了一个强大的对俄政策班子来处理俄罗斯问题，把对俄外交作为冷战后美外交的重点。这一时期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具体对俄政策措施是：(1)政治上，通过支持叶利钦和俄“激进改革派”，帮助其稳定政局，巩固政权来影响俄政治进程，促使俄向西方政治制度转变；(2)经济上，通过对俄实行单边以及协调西方对俄经济和财政援助，稳定俄经济，保持俄经济转型的动力，并支持俄实行“休克疗法”，以促使俄经济加速和顺利向市场经济转变；(3)战略安全上，通过发起组织前苏联地区有关国家进行谈判，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前苏联遗留在其领土上的核武器，并通过实施郎—卢格计划对这些国家运输、储存核裂变材料以及拆除核武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确保前苏联遗留下来的核武器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及核材料和核技术不流失；(4)外交上，加强两国首脑会晤和高层互访，成立美俄联合委员会，以协调立场。让俄参加西方“七国集团”会议，抬高叶利钦的身份和俄的国际地位，以期利用俄发挥西方盟国不能发挥的作用，解决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和地区问题。 这一时期，俄罗斯为了全面加入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获得西方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以摆脱国内危机，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也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削减核武器和军事安全领域与美国进行合作。1994年1月美俄首脑会晤后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宣布两国进入“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两国的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由于俄美双方都有发展良好关系的愿望并在战略上相互配合，这一时期是美俄关系的“蜜月”时期。 （二）确立“伙伴关系”和防范并重的对俄战略思想和政策时期（1994年初—1995年底）。 俄独立后，由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的政治进程并不像美国当初想象的那样顺利。1993年12月的联邦宪法，虽然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结束了长达两年的“双重政权”时期，但其实质则是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总统权力过大，政党政治不成熟，法治不健全，离美国期望的“自由民主”相差甚远，充其量仅仅在“选举民主”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注：Larry 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Baltimore,M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而且在这次议会选举中，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出乎预料地名列前茅。弗拉基米尔·卢金当选为俄国家杜马副主席，俄共力量得到加强，政治影响扩大。1995年杜马选举，俄共又获议会多数。俄杜马力量对比的变化和选举结果显示的社会政治情绪迫使叶利钦对政府进行了彻底改组，“激进改革派”失势，民族主义势力增强，“休克疗法”被抛弃。与此同时，由于独立后俄国际地位的持续削弱、俄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全面恶化、俄领导集团内部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对俄经济援助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俄从1993年开始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1993年4月，经叶利钦批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的构想》正式实施，明确提出俄应维护其大国地位。同年11月，俄联邦安全会议通过的《俄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又提出“近邻外交”和“保护其外部边界”。虽然寻求与西方结盟及亲西方的外交原则没有变，但叶利钦政府在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已开始注意“在关键的国际问题上适当地有别于美国和西方联盟”。1994年初，俄确立了以“恢复大国地位，确保势力范围”为核心内容的总体政策目标，将前苏联其他新独立的共和国视为对俄罗斯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积极推动独联体一体化，并利用经济手段控制独联体国家，通过维和及干预独联体内的武装冲突，巩固其传统势力范围。美俄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摩擦开始出现。1994年1月，北约正式作出“东扩”决定，遭到俄罗斯的坚决抵制。俄新政府对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及在波黑危机中对美国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外交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