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其主要特征是对以实证主义和经验方法所获得的国际政治知识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性的重建。有人把这一转型过程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争论”，（注：参阅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 Positivist Er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3,no.3,1989,pp.235-254.）然而，不同于先前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历史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交锋，这场“争论”似乎没有明确的辩论双方，而是表现为不同理论范式之间频繁的学术“接触”和“对话”。这场“争论”的内容也不同于前两次，它主要围绕“超理论”(metatheory)或理论本身问题而展开。 在这场“争论”中，批评者怀疑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主要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称理性主义理论）在描述、解释、规定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的作用，提出从理论上探讨该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寻找获得更好理论的途径”。在这一学术思想的转型过程中，批评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批评理论的起源及一般思想 在西方，批评理论的根源可追溯到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时期的思想，并且常常“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相联系”。（注：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ed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45.）批评理论还含有“古希腊关于民主和自治的烙印”，以及后来“尼采和韦伯的思想影响”。（注：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ed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46.）然而，在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新发展，由此产生一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思想者们主要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因此，该学派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该学派强调研究政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理论和哲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该研究所的早期研究者均为犹太人。由于德国纳粹主义的迫害，该所于1933年开始流亡国外。1937年，该学派的一个主要人物马克斯·霍克海姆发表文章，首次具体阐述批评理论的思想。他关注社会变革问题，并且指出需要有帮助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进行研究，他是研究对象——社会本身的一部分。他指出，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并认为推动变革的最重要力量是社会力量，而不是某种“独立的”客观规律。在这一点上，霍克海姆把“传统”理论和“批评”理论进行了区别：传统理论把世界看作是一组等待人们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的“事实”；批评理论则认为“事实是具体的社会及历史变革的产物。（注：Max Horkheimer,"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in 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trans.by Matthew J.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Seabury Press,1972),pp.188-252.）1944年，霍克海姆与该学派的另一成员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or W.Adorno)出版了重要著作《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对传统的科学和理性主义观点提出挑战。二战结束后，该学派的另一主要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撰写了《一个层面的人类》一书，抨击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不过，人们一般认为，该学派的集大成者是后来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他对实证主义的批语以及对批评理论的阐述，对欧美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是他的“理想言语情景”(situation of ideal speech)概念。此概念可理解为，每个人会展示自己的沟通能力，这种沟通能力将导致人们在政治或文化冲突中达成理性共识，使一定的原则、社会规范或机制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赞同。在这种情景下，一种解放式的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将获得发展。这一情景也被称作“话语伦理”(discourse ethics)情景。（注：Ju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65-66.）此外，哈贝马斯探讨了知识与人类兴趣之间的关系，并且把所有的知识视为人类不同兴趣的产物。他认为有三种人类兴趣构成知识。一种是关于人类与特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引起人类对预测和控制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实证主义的经验性分析科学知识；第二种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关系，它不是实证主义科学知识所能够理解的，引起人类对含义进行解释的兴趣，从而产生解释性科学知识；哈贝马斯则把社会视为权力和主宰的场所，这就引起人类对自由、从受支配中解放出来和实现理性自主的兴趣，从而产生批评理论。（注：参阅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和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批评理论谋求重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注重“通过理解历史及社会的发展和通过探索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去认识当代社会的诸核心特征，从而谋求实现对当代社会及社会痼疾的超越。批评理论不谋求废除一种或两种社会弊端，而是致力于诊断和分析造成这些弊端的社会原因，以便最终对症下药克服它们。批评理论把社会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认为理论建设活动不能脱离社会。因此，批评理论的分析范围还包括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可以说，批评理论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理论，它与理性主义理论相对立。 批评理论还认为，理论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及政治生活相关联，并扎根于这种生活之中，而且，一定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目的和功能。与传统的理论相反，批评理论的目的是要“通过废除非正义的现象去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在批评理论看来，知识不可避免地是为一定的目的和功能服务的，而这些目的和功能又规定和影响着社会及政治生活。批评理论既想说明具体的历史环境，又想作为一种力量去推动环境的变化。（注：参阅Max Horkheimer,"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in 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trans.by Matthew J.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Seabury Press,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