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国际研究学科在中国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论是人才培养、研究机构的增加，还是专业出版物的水平，都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但这个学科在中国的起步较晚，直到今天仍然显得稚嫩。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对国际研究学科进行大规模建设日益必要和迫切。 无庸质疑，一些客观因素继续阻碍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大发展，如先天不足，而研究对象和问题又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外国同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大多数研究机构是公办的，而体制上的分割又产生了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但是，一些深刻的主观因素也障碍着中国的国际研究，例如“低水平的重复”、“大而不当的空乏议论”、“功用性的追求”、“‘撞击反射’式的应对”、“根据不足的‘创造’”（注：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3-684页。）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主观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者自身的“国家情结”，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走不出“民族主义中心”和“国家主义中心”；二是缺少公认的“游戏规则”即学术规范，不利于知识体系增生的大量所谓“研究成果”的涌现；最后是对外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研究成果的严重“消化不良”或者“反应不良”，更没有自信在借鉴西方同行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可能不利于这个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壮大。 本文将讨论“国际研究在中国”的情况。 国家情结 国际研究在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深刻、持久的“国家情结”(state complex)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思维”(state-centred mentality)的干扰，跳不出国家和中国范围来思考问题，这可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中国特色”。这是否与一些中国学者的爱国主义传统、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正处在推进全面的现代化阶段有关？面对整个世界的急剧变化，此种“国家情结”限制了研究的视野，不利于客观地认识与把握当今的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例如，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个人”、“文化”、“族群”和“非政府组织”等这些与国家越来越相对独立的因素，我们的研究仍相当薄弱。 “情结”一词现在被用得太滥，有时人们似乎无所谓它的褒贬意，不少作者甚至把它看作一个褒义词而频繁使用。但本文所谓的情结，却是在贬义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国家或民族国家情结，一方面，一些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自觉和不自觉地只重视一种从国家出发的视角。以下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权衡一个国家的实力时，有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在拥有跨国公司的数量和单位规模上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不错，就跨国公司的国籍或正确地说其母公司（中心总部）所在地而言，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公布全球500家企业时少不了要说明这些公司的国家属性，如哪些公司来自哪些国家。但是，就像开放国家（包括中国）的外贸一样，这除了纯粹统计学上的和国内政治过程上的议题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美国拥有”是很模糊的，是美国行政当局拥有的，还是美国国会拥有？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拥有这些公司吗？在国际政治“游戏”中，美国可以支配的这类“硬力量”到底有多少，绝对是个未知数。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与美国政府的复杂关系，不去研究跨国公司如何追求其全球性，我们就会不断地说“美国拥有世界最多的跨国公司”的话。当然，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还带有强烈的美国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美国拥有跨国公司，不如说跨国公司拥有美国。 第二个例子。有的中国学者特别重视“国家与全球化进程”问题，特别是注意到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财富分配的“全球不平等性”(global inequalities)，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的加剧。但是当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时，他们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国家情结”，只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当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却忽视了全球化产生的其他更为重要的不平等和“全球社会的正义问题”。也许是因为中国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论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南北关系”上，目的是得出南北差距到底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的结论。 第三个例子。一些中国学者有一种观察，似乎发达国家内部都是高度推崇和实践全球化的，于是有这样的话语：“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实这并不准确，发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运动（主要包括拯救民主政治、反对贫富分化、保证劳工利益、保护生态环境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甚至比发展中国际还反全球化。发达国家中真正主张全球化的仅是新自由义者、跨国公司和其政府。 最后一个例子。为什么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只重视“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却对客观存在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社会”缺少分析呢？仅仅是因为我们特别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吗？问题是，客观上存在着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社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之加以研究呢？难道只能把这样的题目留给外国学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