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过程的利与弊 在中国，全球化研究始于90年代初。开始时，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尤其是经济的彼此依赖给各国各民族带来的好处。随着近几年问题一面的凸显，特别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的加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全球化的定义应当有更加全面深入、不止是经济层面的分析。 现在，已经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做了这样那样的概括，经济学家多半指全球市场化、区域集团化、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彼此依存、跨国公司日益具有支配性影响等现象。社会学家讲的是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各国社会结构的“同构”趋势。文化学家用这一词汇描述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排斥传统艺术的过程。政治学家试图用它分析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浪潮或者国际道义和国际干涉的增强趋势。军事学家的所谓“全球战略”，强调的是各国对高科技的重视、更开阔的决策视野和地缘军事观的扩展，等等。有人看重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人说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也有人想要揭示世界的总体前景；一些定义重点放在全球化的“全球性”上，另一些定义锁定全球化的“化”字上。有人说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在目前阶段上实际上是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所有这些定义和说法，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但单个地讲，又都无法襄括所有要素。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相信：全球化是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新意”不光是时间意义上的超越，更是内涵方面的更新。它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国际安全的新特点；它既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即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化进程，又是一个涉及当代国际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结构变革和剧烈震荡；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财富、机会、发展与和平，也可能扩大矛盾、差距、冲突和斗争。全球化的端倪现在刚刚展露，任何评说都不会、也不可能一览无遗地涵盖它的所有侧面和前景，因此，研究者不能不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包容的心态看待全球化问题。 历史地看，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尽管它确实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之一，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市场的进程，而是包含着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种成分，近年来它向世人更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织作用后的复杂后果。尤其是，各国发展的经济起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时，不能不有非常不同的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 近一时期关于中国“入世”的热烈讨论及大相径庭的各种观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哪怕单单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人口及幅员大国，中国都不可能简单地在全球化过程中与欧美一些强国“完全趋同”，而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挑战应运而生：为什么说全球化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不介入行不行？面对全球化的所谓“大势”，我们怎样选择、又何以“创造性”地进入？什么样的“进入”才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这种“创造性”如何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节？再有，人们常说的所谓“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等现象，究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有哪些好处和潜在的麻烦？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集团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复杂联系？地区化能否视为全球化的必要阶段？中国如何建立自己在本地区的战略疆域，又如何发展自己的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理论？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绝不仅仅是澄清概念或纯学理的探讨，它们确确实实关系到亿万人的发展前途，我们国际问题研究者不能不用心对待。 二、复杂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 冷战结束以来的近十年里，国际事务中一个愈来愈明显的现象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国际规范对于约束各国行为变得更加有力，国家关系及国际交往中更多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针。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的国际关系的使然。 这里谈论的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其实是一些相当宽泛的概念，覆盖着众多的领域和问题。比如，它们不仅包含经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行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运动和各种人权组织），还有许多以各种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出现的形式，甚至涉及到一些不成文的国际惯例和行为方式等等。如果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在后冷战时期的增强，只不过是旧的两极体制瓦解的一种反映，那这种趋势当然值得欢迎、值得推动，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它同时也给新局面下的各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就那些成文的公约或多边协议而言，人们会问：“是谁制订了这些制度、规范与合作方式？其间是否包含着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国际力量格局的旧的特征？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仍然符合及适应新世纪到来时的时代变化？” 当现实中国际制度与规范出现问题时，譬如，某些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干涉超越了一定限度，或者，某些国际约束严重妨碍了各国政府行使主权的权利，自然会有更多的疑问与反诘出现。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维护主权、捍卫发展权的重大利害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增加，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有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就是一突出事例。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如何思考新形势下主权的实现形式和各种途径？进入国际规制的过程中如何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必要的平衡？哪些国际规则仍有进步意义，哪些不够合理、公正？哪些属于我们暂时无法加入、但长远角度讲必须进入，哪些属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但今后要逐渐加以改造的对象？ 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时，我认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观察所谓“制度”、“系统”、“格局”和“规则”等似乎只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硬指标”时，不要忘记它们背后的社会因素、人的因素（经常表现为民族集团）、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因素等“软因素”。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权力均衡观”或者纯粹系统论的研究领地，用文化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工具”度量两极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用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观重新界定新的、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