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关系紧张和政治联系松弛成为大西洋关系的突出特点。 影响大西洋关系的最根本的因素是大西洋关系中正在发展着的三个结构性变化。概括起来讲就是《马约》签订特别是《阿姆斯特丹条约》最终完成后，欧洲联盟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防务上的结构性发展。这三个结构性变化尽管仍处在发展之中，但是，对大西洋关系已经开始显现出影响作用。 一、欧洲货币联盟的形成是冷战后欧洲和大西洋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将逐步改变欧洲国际权力的形象和现实，并使大西洋关系中的经济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 在过去的几年里，没有什么比欧元的出现对有关欧洲问题的争论更有影响。人们对欧洲自身的发展以及对大西洋关系的关注，几乎都涉及到欧元这个核心因素。 第一，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媒介，欧元把欧洲国家的人口、资本、市场、科技和人才等经济要素牢固地联合起来，使欧洲成为一个强大的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力量。这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大西洋关系的力量结构从不平衡到逐渐平衡再到超越的转折性发展，是大西洋关系中最关键的基础结构变化。 有人认为，欧元的发展已经构成大西洋关系竞争和冲突的因素。亨利·基辛格确信，欧元“将对过去50年发展起来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产生挑战”。威廉·帕夫（William Pfaff ）认为，“美欧对立和竞争的一个基本因素将出现”，“无论这对美国经济将产生什么后果，这一发展将趋向削弱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和相应的政治影响力。它将成为扩展大西洋关系、逐步推进大西洋团结的障碍，成为美国现有国际影响力扩展和维护的障碍。”“当考虑未来大西洋关系时，欧洲的经济分量必须考虑在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欧盟15个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多得多，是8.1万亿美元比7.8万亿美元，人口3.72亿，比美国人口多40%。”（注："The Coming Clash of Europe with America",William Pfaff,World PolicyJournal, Winter 1998/99,pp.1～9.） 第二，尽管“欧洲系统”和单一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其次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自然发展欧元的国际作用。但是，由于欧元自身建立在欧洲一体化上的发展潜力，它对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双货币垄断的气势已成，美元一家独霸的国际影响力首当其冲将受到制约。 从货币联盟的动力考察，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三个主要因素使欧元有吸引力并成为可能。第一，追求反通货膨胀的可信性；第二，更广泛联盟的一体化发展；第三，从强大的商业利益中获得支持。也就是说，欧元的初始动力首先是满足自我发展的需求。 尽管欧盟对欧元的国际作用采取中立性的立场，但是，货币双垄断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美欧所占世界份额的现实需求。“欧美合占世界财富的一半，世界贸易的2／3，世界投资的3／ 4 。 ”（注： "The New European Strategic Relationship",Martin Walker,World Policy Journal,Summer 1999,pp.23～30.）即便是把四个非货币联盟国家除外，11国的经济实力也是非常可观的。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5年的统计资料，全世界64.1%的官方外汇储备是美元，15.9%是德国马克（欧盟国家的货币共占21.2%），7.5%是日元。毫无疑问， 建立在雄厚基础上的欧元蕴涵着挑战美元的巨大潜力。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莱得·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 ）对美元和欧元各占国际货币40%的前景分析，不是没有根据的，国际货币双垄断的前景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样一种前景对大西洋关系具有三个基本的含义：其一，美元的国际货币垄断地位将被打破，美国滥用美元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制约。其二，美国凭借美元垄断地位所获取的隐形“帝国税”将减少，美国维持驻欧美军开支负担的“隐形来源”将随之受到影响。其三，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欧洲的联合投票分量超过了美国，世界上7 个主要工业国家中有4个在欧洲，在这种意义上， 欧洲在国际货币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政治为经济服务已经成为欧盟未来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选择，大西洋关系中的共同维护西方特性的政治需求正在向维护经济利益转化。 在欧元的经济影响背后，是欧元的政治影响力。它将激活欧洲的全球使命感，促使欧洲以更加一致的政治行动维护一体化的经济利益。 第一，欧洲政治权威已经显露出基本轮廓，货币联盟将进一步推动欧盟的政治一体化。 欧盟领导人在谈判《阿姆斯特丹条约》时认识到，他们必须拥有有效的方式和手段使其共同的外交政策成为可能，并具有可信性。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的是使欧盟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加强欧盟的政治影响力。《阿姆斯特丹条约》使欧盟成员国承担了发展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义务，规定了保障政治上有效实施联合行动的“多数票表决”和“建设性弃权”的原则。除此以外，条约对共同外交政策的机构设计是：由欧盟理事会的秘书长作为负责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的高级代表。此外，还设立了相关的政策、计划和早期预警班子，并与欧洲委员会保持合作关系。《阿姆斯特丹条约》使欧洲一致的对外政策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