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问题研究。但就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策论性的成果多于理论性的成果，描述性的研究多于分析和思辩性的研究。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最近出版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霸权》）一书，可以说是近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该书说理清楚，立论严密。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遵循严格的推理和演绎途径，在国际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探究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立场选择的规律，得出许多很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结论。 一 国际系统结构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国际根源 《霸权》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每一项研究性的假设，自始至终都坚持小心求证的态度，这使该书的大部分结论都建立在详尽的论证基础上，这些结论是可靠的和有说服力的。 该书以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立场选择的规律性为研究主题。其分析框架，基本上建立在华尔兹从《人、国家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理论》两书中发展出来的国际系统理论的基础上，通篇的论述风格带有很强的华尔兹色彩。另外，本书是作者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众所周知，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中部以密西根大学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在研究风格和途径上与美国东部的国际关系学术机构存在很大的差别。中部的学术机构更加强调把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而东部的学术机构更加注重国际关系的历史和人文的研究途径。像集中在中部的国际关系学者如戴维·辛格（David Singer）、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保罗·迪尔（Paul Diehl）、赫伯特·蒂勒玛（Herbert Tillema）、邓肯·斯耐德尔（Duncan Snidal）等人，与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大部分美国东部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风格和途径是截然有别的。本书作者就读于美国中部大学，那里实证的研究风格对本书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以华尔兹提出的“第三种设想”（即国家间体系）为研究视角，以战后美国对国际武装冲突的态度为个案，透视国际系统力量是如何对美国的对外支持行为产生影响的。大致说来，系统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种分析途径剔除了国家体制的差异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不考虑华尔兹所谓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第二种设想”（ thesecond image）。在“第二种设想”中，国家政治体制的差异被假设成对国家的外交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谓民主的国家是爱好和平的，而专制的国家则是倾向于好战的，就是这种研究途径的结果。而系统分析则不考虑国家政治体制或国内因素的不同可能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它把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集权的还是分权的，都视为是一个性质相同的个体（unitary actor）。其次，系统分析认为， 重要的不是国内因素的不同对国家外部行为产生什么影响，而是国家生活于其中的国际系统的结构和进程，也即权力的配置及其变化，国家之间的互动及其过程，对任何国家的对外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系统分析着力寻找的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国际根源而不是国内根源。最后，系统分析具有两种含义，一个含义是，它要探讨国家在国际系统压力下的国际行为，这是最流行的一种系统分析。另一个被忽视的含义是，系统分析还被用来分析（尽管很少）国际系统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秦著的研究属于第一种，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既往关于对外政策的研究，大多侧重国内政治和国家间互动的因素，分析层次多放在国内社会和国家的位置上，很少把国际霸权体系置于研究的中心。”（第40页）“我们从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出发，认为国际系统结构影响国家行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帮助国家确定整体国家利益，影响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第5页） 作为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一部著作，作者在使用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时，在技术上作了一些处理，尽可能使研究对象处于可观察可验证的范围内。具体来讲，作者只是从空间上的国际系统结构而不是时间上的国际系统进程来考察战后美国的对外支持行为。作者承认，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构成了国际系统层次的两个重要变量。侧重系统结构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分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侧重国际系统进程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互动方式上。作者在本书中明确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国际系统的结构上。战后的国际系统结构，作者认为是两极霸权结构，权力配置的优势倾向美国，美国在这种霸权结构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种霸权结果对美国的对外支持行为的影响也最明显和突出。 从国家这一层次看，战后美国在国际系统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美国尽管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单位，但从力量的排序上看，它又是一个独特的单位，是处于霸权系统的中心和顶端的一个单位。因此，如果霸权系统对国家对外行为产生影响的话，那么这一系统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对外行为影响就格外重要。战后的霸权系统结构因此与美国在战后的对外支持行为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两者在此的相关性构成了本书逻辑上的重要一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同传统的将美国战后对外支持行为与理想主义的美国天定命运、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利益观，以及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联系在一起，是截然不同的。本书的论证说明，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结构及其霸权国地位与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存在重要的相关关系，不是对外扩张和捍卫民主的价值诉求，也不是某一统治集团和阶级的利益，更不是现实主义者所宣扬的那种广泛而又模糊的国家安全与利益，而是霸权系统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在战后国际武装冲突中的立场选择。 二 国家利益概念的再界定 对国家利益概念的重新判定是《霸权》一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既往的一些分析美国对国际武装冲突的干预著作中，人们把国家利益作为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理由，同样也把国家利益作为美国急于从国际冲突中脱身的原因；美国因为国家利益而卷入国际武装冲突，同样也因为国家利益而对某些国际武装冲突持中立态度。因此，从分析上，那种包罗万象的国家利益概念陷入“在此之后因之必然由于此”的逻辑谬误中。秦亚青认为，任何作为一种可操作可分析的概念，如果含义太广太泛，就会失去意义。“从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概念或一个变量可以解释一切现象，那么这个概念或变量的意义就趋近于零，因为它的万能必定决定它是无能的，是毫无解释意义的。”（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