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为“千年首脑会议”准备的题为《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全世界经济角色和经济活动间的一个新环境、一个新连结物。……战后的多边体制使得新的全球化的出现、兴旺成为可能，而全球化又逐步使得这个体制的原有设计过时。简而言之，我们的战后的机构是为一个国家间的世界建造的，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的世界里。有效地适应这一转变，是世界领导人今天面对的核心的机构上的挑战。”安南的分析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归结到联合国这个主要作为政治机构而存在的国际组织必须改变，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今日之世界和过去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过去是“国家间的世界”，今天是“全球的世界”。但安南在其报告的结束部分仍然说，“《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地提出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它们的重要性及其鼓舞人的能力一点也没有减少。”他认为他所概括的反映《宪章》精神的价值观，“所有国家都能同意”。这就是说，安南仍坚持《宪章》宗旨和原则，仍用国家一词，并且仍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怎样同他的“全球的世界”协调起来呢？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组织，“我联合国人民”是宪章开头几个字，难道联合国是人民组织，而不是主权国家组织？这些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对联合国实在是太重要了，本文拟就此有所论述，以说明我的看法，并试图廓清有关联合国问题上的一些混乱。 冷战结束、两极体制崩溃及联合国所反映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二战以后的国际格局是由战争结束前的雅尔塔协议规定的。简言之，就是两极格局，联合国就是这一格局的组织形式。如果我们以1990年10月3 日的两德统一和1991年12月24日俄罗斯继苏联为联合国成员国作为两极体制告终的标志，那么，由此上溯到1945年10月24日的45年间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历史的两极体制阶段。当然实际的过程是不能以具体的某日作起讫的，这里用具体日期不过是为了提供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和由此导致的两极体制崩溃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可大致上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联合国会员国出现60年代非殖民化以来的第二次增长高潮。 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51个。到50年代末会员国增加到82个，即15年增加了31个，这是美苏两家在新会员国入会问题上突破一段时期的僵持局面后出现的情况，主要是接纳了东欧国家和亚洲新独立国家。60年代的10年间增加44个，会员国总数达到126个， 大部分是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洲新独立国家。这是一个高潮。90年代联合国会员国从159 个增加到188个，10年间增加29个，可说是第二次高潮， 新会员国大部分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派生出来的新国家。这应该说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最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具有主权属性的独立国家增多。兹表列如上。 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从原东欧国家分裂出来的 爱沙尼亚 波斯尼亚 拉脱维亚 黑塞哥维纳 亚美尼亚 克罗地亚 阿塞拜疆 斯洛文尼亚 格鲁吉亚 捷克 哈萨克斯洛伐克 摩尔多瓦 马其顿 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原为创始会员国，1991年8月正式独立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因民族、宗教、内政等冲突的爆发而急剧增加。 从1948年开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已有50余年的历史，它在两极体制下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作出了贡献。两个阵营核对抗的阴影笼罩着世界，需要一种机制控制冲突的扩大，介于《联合国宪章》第6 章和平解决争端与第7章强制性的军事干预之间的维持和平行动应运而生。 冷战期间，它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一种手段，随着两极对抗的终结，它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处理一国之内的民族、宗教、内政等冲突，成为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行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实际上这类冲突大多是冷战期间掩盖起来的、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突出起来的矛盾的爆发。把90年代和90年代以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一对比，甲、根据联合国新闻部统计的1948—1998年的49起维和行动，90年代以前共18起，90年代达31起，为前40年的170 %多；乙、就性质而言，9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监督停火，少数也兼做人道援助工作；90年代以来任务越来越复杂，除监督停火、人道援助外，增加了与执行解决内部冲突协议有关的解除武装、储藏或销毁武器、帮助武装人员复员和恢复正常生活、协助举行选举、制止因种族、宗教、政治和性别原因而侵犯人权、培训和监督当地民事警察，以至于排除地雷等等；丙、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急剧增加。80年代后半期，联合国每年的维和费用一般为2 亿多美元，1991年以后猛增。1992年达到17.3亿美元，1993年更跃至36亿美元的高峰。其后逐步下降，1998年为10亿美元左右。 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严重冲击联合国促进发展的努力。 由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古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蒙古、匈牙利、越南九国组成的经济互助委员会，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而于1991年改名以致消亡，标志着全球市场的形成。余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也逐步纳入这个市场，从而使它真正具有了全球的规模。这一发展同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转变相结合，出现了以市场和信息技术为主要动力的资本主义新的全球化进程。面对这一形势，《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必须重新考虑它的方向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