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法国、美国兴起，80年代风靡西方，并向全世界蔓延，成为当今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成为各国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论题。这一思潮没有一致的理论，各有立说，见解歧异，争论甚多，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乃至科技及一些现实社会课题，有很大的包容性、展延性。这一思潮的基本主题是研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精神，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与文化样态表现了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化矛盾，以及它们为克服文化矛盾而提出的理论设计。 据考证，1870年英国画家切帕曼最早提出“后现代”(postmodern)绘画来批判印象主义画派；1917年德国R.潘维兹在《欧洲文化危机》中已在尼采的“超人”涵义上论述“后现代的人”；1934年F.奥尼斯在文学批评领域最早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描述对现代主义的逆动；1947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后现代”标志西方文明在1875年后民族国家衰弱、进入全球互动的阶段。50年代美国文学界I.豪和H.列文等人还只是在否定意义上将“后现代文学”看作怀旧的倒退。从60年代起，美国L.费德勒和哈桑等人首先在肯定意义上阐扬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文学界激发论战，形成一种文学艺术思潮；1975年R.斯顿和C.金克斯建立后现代建筑学派。（注：伯顿斯，H.、弗克马，D主编，1996年，《国际后现代主义》，本杰明出版公司，第75～76页。）在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提出很有影响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后期存在哲学、哲学解释学和在法国崛起的后结构主义也都十分重视对西方工业文明与文化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J.F.利奥塔(Lyotard)发表了《后现代状态》一书，从认识论角度论述后现代即当今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这些理论表明，后现代主义已不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已成为广泛的哲学与文化思潮。80年代初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进行论战，之后美国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和新马克思主义者F.詹姆逊等人以不同态度介入论辩与研究。后现代主义研究在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各领域展开，汇成强烈冲击欧美文化的热浪，并向世界辐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众说纷纭，有人说它表征社会形态、时代特征、思维方式、文化态度、精神价值，对它涵盖的时段、内容及意义也有不同见解。当代不少哲学流派都在论述后现代文化问题，而在“后现代”的大口袋里不断纳入形形色色的学科或专题研究，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在探究当代西方社会进程的新特征、新矛盾及其文化走向，折射出当代西方文化裂变的征候，并以不同态度、方式寻求解决文化矛盾之途。因此，了解、研究这一思潮是很有认识价值的。这里，仅从三个方面概要述评这一思潮的基本内容。 一、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性 “后现代”相对“现代”而言，有两重不同而又相关的涵义。一是就社会进程与时代特征而言，现代社会指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资本主义造就的工业文明社会，其经济、政治、社会机制和启蒙时代确立的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基本价值，就是现代性。就此意义而言，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性是指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状态、机制与文化价值在当代有重大变迁、转折。二是就文化样态而言，现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反抗近代资本主义传统价值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它具有深远影响，如尼采哲学、文学艺术中的达达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先锋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这种现代主义文化既有承袭，也有批判、更新。80年代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与研讨，是就上述两种涵义展开的，不同学派对当今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特征及其未来走向，有很不相同的见解，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也有不同的态度与论评。这表现在4位代表性思想家的基本观点中。 丹尼尔·贝尔(Bell,Daniel)的后工业社会论与新保守主义 1973年贝尔推出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根据核心产业构成区别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的后工业社会，这被看作是得后现代研究风气之先。他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五大特征：服务性信息经济成为产业中心；专业技术阶层占白领社会之主导；理论知识起发展的核心作用；强化对技术的控制与评估；智力技术成为决策依据。他不是根据生产方式划分社会形态，但他揭示了由于知识与信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有愈益重要的作用，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与社会阶层的变迁，这确实概括了在科技革命推动下西方经济与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的新特征。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进而论述西方社会走向新阶段之际，发生着文化与经济、政治三大机制断裂、互悖的危机。追求经济“利润”原则促成资本主义兴起的双重精神动力本身，早就包含着资本的“贪婪攫取性”和恪守“天职”、奉行“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这两者的内在矛盾。在以所谓“平等”为原则的政治领域，则已强化了干预经济的官僚化国家机器。（注：贝尔，丹尼尔，1989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第26、29页。）而以个体主义“自我实现”为原则的文化领域更已走向反面，长期存在危机，集中表现在近百年来成为“文化霸权”的现代主义，它反人道、反文化，表现“自我无限精神的狂妄自大”，是非理性意志与欲望的胜利，表明理性至上的传统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同时，它盛行以文化为商品消费的“享乐主义”、“娱乐道德观”，摧毁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基础的清教伦理”，造成信仰危机。贝尔持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惋惜清教伦理的沦落，批判时尚的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不过是一脉相承地表征文化危机。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等人的哲学与文化中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潮流，只不过是“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它湮没人的价值，使人沦为在浪涛拍击中荡然无存的“沙滩上的痕迹”，并且在表现“冲动自由”等名义下攻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这种“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只是意味着“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危机”。（注：贝尔，丹尼尔，1989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第96～100页。）他认为后工业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人与自然、技术的关系，而是人际关系。他主张在经济上应实行既维护自由竞争、又推崇群体价值优先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上应奉行自由主义，文化上则应推行保守主义，建立崇拜将社会看作“公众家庭”的新宗教，恢复传统美德，形成自由与平等、个人与社会团体融合一致的道德秩序，他并且说就此意义而言，自由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是一致的。（注：贝尔，丹尼尔，1989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第21～24、311～315、323页。）贝尔对后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述对一些后现代理论研究有所启迪，而他尖锐批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同后者又大相径庭。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旨在用群体价值的添加剂来修补以西方自由个体主义为轴心的经济与社会道德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