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爱智慧

      一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后现代，哲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这毋宁说，哲学处于了它自身最危机的历史时刻。作为形而上学的最后的一位哲学家，黑格尔早已宣称哲学在他的逻辑体系里达到其顶峰，这个顶峰本身意味着完满。现代思想家海德格尔也断言了哲学的终结，并期待着一种更本源的思想的开端。（注：对此可参见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载于其《论思想的事情》，第61-80页，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88年。）至于德里达等后现代的发言人们更是不遗余力地证明“哲学的死亡”，如同那些医师们在出具死亡者的死亡证明书一样。如果我们不再相信哲学是一个永恒的名词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得不参与哲学的葬礼这一行列。但是，什么是这个死亡了的哲学？

      哲学一向被看成是“爱智慧”，那些爱智慧的人们因此变成为了哲学家。这样从一开始在哲学自身就包括了智慧与爱智慧的关系，而不是所谓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只有在智慧的基础上，所谓存在和不存在的问题才有可能，而不是相反。这从西方形而上学的最早开端巴门尼德的哲理诗得到了证明。女神给那爱智者区分了三条道路：一条是存在之路，它必然存在，是可思的，可说的。另一条是虚无之路，它必然不存在，是不可思的，不可说的。第三条路是人之路，人作为要死者行走在存在和虚无之间，其道路似是而非。这里，女神规定了存在之路，因为她是智慧的代言人。（注：对此可参见巴门尼德：《残篇》，克罗斯特出版社，法兰克福，1970年。）

      如果智慧是哲学的本原的话，那么智慧本身还需要更明晰的说明。智慧一般被等同于神性或佛性，而这又形象性地表达为日月之光，生命的道路。人获得智慧便能生存于光明之中或行走在阳光大道上。但这种比喻只是模糊的暗示。根据博德尔的观点，智慧是人的规定，然而这种规定正好是人对自身的区分，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分。（注：对此可参见博德尔：《形而上学的形态学》的导论部分，阿尔伯出版社，弗赖堡／慕尼黑，1980年。）这是因为只有人对自身的区分，同时包括人与自身自然的区分，才有人与外在自然的区分，其中也包括了人与动物的区分。因此人与自身的区分是首要的，人与动物的区分是次要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劳动的动物”以及“人是语言的动物”，这种种区分尚未触及到人的根本，因为它们始终囿于人与动物的区分之中，而没有达到人与自身的区分。

      博德尔指出，西方的智慧已经在“荷马史诗”（古希腊）、“新约全书”（中世纪）和卢梭（近代）等人的著作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这种语言形式尚不是理性、逻辑和科学。这就召唤哲学来完成理性的使命。哲学作为爱智慧成为了智慧之爱，但这种智慧之爱不同于一般所谓的性爱，即它与狂欢和热情无缘，而是思想自身的纯粹化和深入化。它的极端形式凝结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即逻辑的科学。哲学在自身的智慧之爱中赋予智慧以理性。（注：黑格尔将哲学的理念规定为“知道自身的理性”，见其《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第463页，美勒出版社，汉堡，1991年。）智慧之所以能够在哲学中理性化，是因为智慧本身是理性的。这又在于只有理性的是可能存在的，可思的和可说的，非理性的是不能存在的，不可思的和不可说的。但哲学不再象智慧那样是人的规定，而是理性的规定。

      虽然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本原的关系，但它却包含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智慧和哲学分道扬镳，由此哲学与智慧脱节，并且遗忘它和遮蔽它。哲学始终围绕着理性自身，用康德的话来说，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它只从事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而且它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注：对此可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680,B708)，第633页，美勒出版社，汉堡，1993年。）这样整个哲学史成为了理性的历史，它表现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以及诗意（创造）理性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断的区分和规定。

      但这种哲学的富有正好是哲学的贫困。这是因为思想虽然在其自身的理性形态方面得到了完满发展，但它却遗忘了它必须思考的（人的规定）。此乃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的遗忘”。所谓“哲学的终结和死亡”源于理性已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但它却召唤人们对于存在的关注。当然存在的新生或者复活却是在智慧（亦即语言）的意义上。

      二

      尽管任何一种文明有其差异，但都有自己的智慧。然而并非所有的智慧都能激起一种智慧之爱，而能成为一种哲学，所谓哲学实际上是希腊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因此惟有西方的历史把智慧和哲学的关系显现出来。

      博德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将西方的智慧结构形成了课题。西方智慧（也就是关于人的规定），在它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由“荷马史诗”说出来的，即人要成为英雄；它的第二个时期表达于“新约全书”，即人要成为圣人；第三个时期是卢梭等人的著作，即人要成为自由的人，亦即人要用理性（人自身的神性）自我规定。这形成了所谓的“人神同在”的不同时代特征。

      与此相应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从巴门尼德的开端到黑格尔的终结），给予这种智慧以理性的形态。因此哲学史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始终有它的建筑学本性。（注：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在本性上是具有建筑结构特性的。对此可参见其《纯粹理性批判》，第479页。）此建筑学本性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原则，二是结构。原则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理性的规定。这是哲学从已给予的智慧（人的规定）接受而来的。但人的规定在哲学中纯粹为和提升为理性，而理性在与感性、知性区分之后成为了思想的规定本身。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形而上学展开了自身的体系，即它有自身的开端、中间和终结，以此成为了一个整体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有其时代性。如果说古希腊哲学以理论理性为特色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哲学则以实践理性为根本，而德意志唯心主义则以创造（诗意）理性为自己的标志。

      智慧在现代已经消亡了。这就是说智慧在其历史上已经说出了并说完了它的道，由此它再也不可能说出新的道了，从而保持自己死一样的沉默。此外，这已经说出的智慧在现代完全丧失了它对人的规定力量，它所面临的不是对于自身的肯定，而是对自身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批判近代虚伪的人性一样，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而海德格尔再也感受不到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