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的欲望和相关性 如果某种哲学与生活问题失去相关性，就一定缺乏意义。它可以随便是什么，人们也就可以不经心地对待它甚至不理它。我曾经论证说，最大的问题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参见拙著，1997年）。经典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往往引起思想的欲望，但毕竟太远，太远就缺乏与生活的实际相关性，因此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可以思考，就像纯数学的谜题）。人的生活意义只能在生活本身，而不可能在生活之外，假如在生活之外就恰恰意味着生活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很不重要。因此只有切身性的问题才真正非面对和思考不可。 切身的世界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可能世界，但因为切身，所以它比其它所有可能世界更重要。一个事情是否重要表现为切谁的身，比如说，对某个政府而言，99%的牛都没有疯牛病，那么牛肉可以供应，可是那1%给谁呢？对个人而言，1%就可能是100%。个人事情虽小，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就特别大。当然哲学问题不是这么琐碎的问题，但也不是逻辑意义上最大的问题。哲学问题大概应该是切身世界里的最大问题，因此它不会大到“普遍必然”的程度（除非一些特别的哲学问题如逻辑基础的哲学问题）。如果承认切身世界的情况是形成和确定思想问题的根据，就会意识到我们原来顺着概念／语言的逻辑体系走得太远了，原来许多哲学问题只不过是“语言自己在说话”，是概念体系的过分增生而生产出来的，与其说是对世界的概括还不如说是对语言技巧的表现。缺乏对生活的相关性，就不可能知道一个哲学提问有助于解决什么问题，显然我们不能设想哲学只是白白地提问。假如没听说过“本体”、“绝对”、“超越”等等，难道思维就不能进行？假如没有审问过“对象”、“事物”、“本质”等等，难道就不能生产知识？概念／语言的生产会对思想产生诱导，一个表现是，它会把没有的说成有的，它会利用语言自身的表现力制造出一些不真实的问题。所谓不真实，是说它们仅仅表达了语言自身的构造能力，而没有表达实际生活的难题。可以做一个比较：数学虽然也并不表达真实事物（数字1不是一个苹果的表达），但它表达了可计算的事物关系；可是哲学概念在“计算”事物关系时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当哲学家谈论到先验自我、作为先验形式的时空、世界由各种事态组成，诸如此类时，我们并没有因此增进了对心灵、感觉和世界的知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表达了语言自己的问题。哲学在玩语言。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分析哲学，都只是玩语言的不同方式（修辞学的或逻辑的）。 2.两种哲学论证 叶秀山先生的提问“哲学还会有什么新问题？”确实是个迷人的问题（叶秀山，2000年）。那么，我们在期望什么样的新问题？是顺着语言／概念体系去找问题，还是顺着生活／时代的要求去找问题？不同的期望背后有着不同的方法论。 西方哲学不满意思想的混沌(chaos)而追求秩序(kosmos)，于是遇到语言／尺度(logos)问题：什么样的logos才算是对世界的合理解释？哲学家想象有某种真知识(episteme)，它表达出事物所以是如此事物的理念(eidos)。可是要从各种主观意见(doxa)中分辨出真知识却是个永远的难题。从知识论的逻辑上看，怀疑论是它的必然结果——我相信这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一条思路，也就是苏格拉底、希腊怀疑论、休谟和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其中的思想结构可以表达为： 1.既然我们试图从主观意见中找出真知识，那么就永远不知道哪个是真知识，因为分辨是否真知识的理由仍然是一种意见（相当于美诺悖论）； 2.于是可以确实知道的情况是：某种东西似乎为真，但没有理由能够证明它为真（相当于皮浪／恩披里可命题）； 3.即使有某些已知的事情，也不可能由此推论出关于未来的知识或者普遍必然的知识（相当于休谟论点）； 4.理解事情的规则总能够被不同地理解，而且只要把未来的或潜在的可能解释考虑在内，那么我们总能够合理地而不同地遵循／改变任何一条规则（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论证）。 如果要超越怀疑论就必须放弃知识论的经典追求，即对纯粹的、普遍必然的知识／真理的追求。或者说，知识的问题必须在知识论之外去理解，把知识问题同时理解为社会实践、政治、伦理、文化或经济问题。 另一种可能的知识论并非没有被设想过，在中国哲学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中国哲学的特性并不表现为某些标志为“中国的”教义或主义，例如儒家“仁义忠恕”之类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在纯粹思想内容上并不是只能中国才有，西方思想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观念，就像在中国思想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分析的观念。思想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关于某些事情的教义，而在于关于所有事情的方法论或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思维定位不是“知道”而是“闻道／得道”。西方式哲学的“知道”是要看事物本身，而中国要“听”圣人之言，也就是想出来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在知识论上未必表达了事物本身，但它在实践论上能够对付得了事物。可以说，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实践的大智慧而不是知识的大智慧。那种实践的大智慧能够使人得道，也就是在实践／生活上获得幸福和成功。至于如何得道，按照中国式的理解，当然要做到天人合一。所谓人谋天成，识时务，认形势，把握时运，这种“形势思维”是作为实践哲学的策略／博弈思维（注：Nash、Selten Harsanyi（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以来的非合作博弈论是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学／数学理论之一，它比较清楚地表达了社会行为的心理准备和理性思考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不过在这种作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博弈论背后显然应该有一种哲学思维，我认为中国哲学已经相当深刻地表达了一种能够作为博弈论基础的哲学思维。而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风格。）。在老子或孔子的政治哲学和生活哲学中，在兵法、中医、中国艺术、围棋等等中都表现出这种哲学思维。天人合一原则可以理解为（假如我的解释有道理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