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1)03-0013-07 这里说的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在时间上，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在空间上，指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所以，在对象上，它只是研究在上述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和进行的西方哲学东渐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通过这一研究，分析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评述台湾学者传播西方哲学的活动与成果；阐明这些活动与成果对于台湾社会发挥的作用；总结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揭示西方哲学在台湾传播过程中的规律性。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说明，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显然是西方哲学东渐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反思与研究西方哲学东渐史时，是不应该忽视的。 一、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东渐的继续 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并非始于1949年。实际上，早在日据时期，帝国主义者为了把台湾开发为近代殖民地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推展同化教育的过程中，使在殖民统治下的一部分爱国学者，有可能接触到西方应用技术之外的近代世界思潮。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他们开展了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工作。不过，由于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压制，使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总的来说，基础薄弱，成果不多，甚至直到1945年光复时，连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单位，都不曾存在过。只是光复后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将原先帝国大学实行的讲座制改为院系制时，才在哲学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哲学系。因此，我们认为，台湾地区在1949年以前，西方哲学思想虽然有所引进，但这并不表明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为了证实这一点，需要把1949年以后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放在整个西方哲学东渐事业中进行考察。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便不难发现，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或者说，当代台湾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以1949年前西方哲学在中国大陆传播取得的进展为起点的。 首先，从传播西方哲学的学者构成来说。1949年前，生活在台湾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只有洪耀勋、林茂生与陈荣捷等寥寥几位，加上光复后从大陆新来的陈康、范寿康等，也数量稀少。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出于各种原因，一批原先在大陆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到来，使台湾地区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队伍得到了明显的壮大。可以说，在当代台湾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代学者，不仅老一辈主要是在大陆时研究西方哲学的，就是中间一代，虽然是50、60年代在台湾接受教育后成长起来的，但其中能够取得重要成绩者，也多半来自大陆。所有这些学者虽然在台湾社会中属于不同的文化思潮，但他们都主张引进西方哲学，而且在研究中，不但老一辈都是沿着原先在大陆时的理论思路进行，就是中间的一代以及新近成长起来的学者，也都是在他们前一辈学者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 其次，在传播西方哲学理论基地的建设方面。1949年前，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建立的哲学系，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包括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在内的专业单位。可是1949年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对哲学提出的要求，在来自大陆广大学者的推动下，随着一批大学的“复校”或创建，不少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所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成立了。到本世纪末叶，办了哲学系的有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8所高校；设有哲学研究所的有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9所高校。其中，台大、辅仁、东海、文化大学还建立了博士班。除此之外，“中研院”的文哲所，欧美所、中山社科所，也是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单位。这些系所的创立，不仅在时间上是1949年后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它们还都是以来自大陆的学者作为基本力量，通过他们提供的条件，才得以实现的。 再次，在西方哲学传播的内容上。根据台湾学者的说法，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主要是在下述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即：由于台湾社会的西化日程加深，促使国人必须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还因为台湾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本身隐含着哲学的向度，更加需要从哲学上给它加以论证。[1](12)由此决定了当代台湾的哲学研究任务，“一方面设法保存并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企图引进西方当代优良思想，以与传统文化有所交谈、融通，共同缔造安和乐利社会的思想基础。[2](17)因此，当代台湾的哲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传统哲学一个领域，而是还要大力引进西方哲学，并且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哲学，以适应和推动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在开展西方哲学研究时，在内容上，必须首先着力引进作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概括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以此获得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法；在工作上，这种引进“如果不通过一种融合的努力，也无法成为中国哲学本质的因素。[3](11)所以，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研究，便成为工作的重点。可见，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内容上突出了现代西方哲学，在工作中加强了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研究。这些现象的产生，离开了1949年前西方哲学东渐奠定了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二、当代台湾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 如果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一下20世纪下半叶台湾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以及他们获得的学术成果，那么，将不但可以有力地加厚上述论断的根据，而且，对于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这一文化现象，还能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认识。这既有利上述论断的深化，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