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中国学术界接触到康德哲学迄今为止恰好整整一个世纪。最早是二十世纪之初，梁启超在日本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学说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论述“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学说的。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正在日夕浸沉于康德的著作之中，他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收入在他早期的《静安文集》中。他是中国最早正式攻研并绍述康德哲学的人。但后来王先生转治文学、史学而放弃了哲学研究。随后西方思想学说大举被介绍给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已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可惜的是，康德的大著《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迄无一部真正可读的中译本。这部书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已先后有胡仁源和蓝公武两种译本，但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所云，中译文比原文还要晦涩难读，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了的。一般讲哲学史或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如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自然免不了有论康德的专章，但中国人用中文写的讲康德哲学的专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仅有郑昕（秉璧）先生的《康德学述》一部，内容大致即是他在课堂上的讲稿。任何读哲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讲哲学是绕不过康德这一关的，无论你同意他与否，你必须要过这一关。否则的话，就不免闹出例如把智性认同于理性，把智性认识认同于理性认识之类的错误的笑柄。 及至四十年代早期我这一辈人做学生时，读康德的入门书照例是《纯粹理性批判》，读的还是Meiklejohn或Max Mueller的英译本，另外也参看A.K.Smith的《纯粹理性批判释义》一书作为导读。有时候读得有点晕头转向，就连什么是constructive和什么是regulative也搞不清楚，而且《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似乎还有那么多的经院哲学的论证风格，使人感到闷气。我曾有一次向老友王浩感叹过：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不懂，我怕是没有希望读懂的了。他说：不能那么说，我们的凭借比王国维的要好。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确实，康德本人就明确地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读了牛顿和卢梭的书之后，确实觉得康德也不像原来想像的那么难以理解。 开始读康德也曾听人谈过康德思想的重点乃在于其实践理性批判，而不在于其纯粹理性批判。无论如何，看来似乎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要比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更好懂一些，而且还似乎更进一步地启迪了读者的认识：哲学的论断只能是纯形式的，因为惟有纯形式的才有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当时已知牟宗三先生努力在把康德引入儒学。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无论是牟先生还是海外其他新儒家都没有可能接触到。记得仅有一次与贺麟（自昭）先生闲谈往日哲学界的故事，贺先生提到，三十年代初牟先生在北大曾是贺先生班上的学生。作为四十年代初的学生，我们大多都没有接触到过康德的第三批判和所谓的第四批判。 解放后至“文革”的大约二十年间，哲学界是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其实是《联共党史》中的一节）为圭臬的，任何哲学都要放到这个尺度上面来加以审核：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对前人做出一个鉴定，才算是研究，而成绩也就仅限于此而已。记得我译帕斯卡尔(B.Pascal)的《思想录》(Pensées)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出版社拿给一位专家去审定，这位专家看后大为不满地说：这么一篇文章，连个唯心论、唯物论都没有说出来！五六十年代哲学界的主要工作似乎就在于为前人整理出一份排队的名单。每一家思想的归属，就这样都有了定案。然而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探讨却难以深入进行。要感谢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已对康德做了定论，所以康德幸免于被一棍子打死，虽则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似乎只有对哲学的历史研究而没有对哲学问题本身的研究。所谓哲学研究大抵是以考据笺注代替了义理探讨。差不多二十年之间，有关康德的工作只有关文运（琪桐）先生译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唐钺先生重译的《道德形上学探本》以及宗白华、韦卓民合译的《判断力批判》。韦译部分号称是译自原文，其实全系由英译本转译，而且连英译本的错误也还译错了，使人不忍卒读。此书足以代表康德晚年成熟的体系，实在大有重译的必要，何况改革开放业已二十年，迄无一个可读的译本，未免令人遗憾。 一九六六年起“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似乎已谈不到读书，更谈不到研究，然而事实上却又不尽然。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个例子。友人李泽厚兄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之初泽厚兄幸免于介入矛盾，实在是难得的幸运。随后在干校偷暇完成了此书。它不但是一部我国论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表达了一个真正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的思想。很长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似乎已经没有思想家，要直到这时学人中间才有一位真正有自己思想的思想家脱颖而出，实在足以令人欣慰。毕竟中国思想界还有孕育着一派活泼泼的生机，并非是只有一片万马齐喑或万马齐鸣而已。此后，他一系列的著作一一相继问世，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一个人的思想总是与自己时代的背景相制约的，无论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思想或论点，但任何人大概都无法否认他的著作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价值、影响和意义。 改革以后的二十年来，有关康德的著作又有了韩水法先生《实践理性批判》的新译本，承他赐我一册，我阅后还曾向他提过一个小小的建议。此书最后结论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即日在天上，德在心中之语）说到人心中的道德律时，原文为"immer neuer"。关译本此处作“天天在翻新”，然而“翻新”一词在汉语中往往用于“花样翻新”，颇具贬义；韩译本作“始终新鲜不断增长”，似稍觉辞费。我意以为此处莫若径用古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简作“日新又新”，似较贴切。沈叔平兄译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也在同时问世。而此书竟为沈叔平兄一生绝笔。老学长齐良骥先生毕生专攻康德，数年前齐先生遽归道山，而他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至今未见出版，诚为憾事。另外，颇为意外的则是在“文革”的百学俱废的年代里，却竟然出版了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译名《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一九七二年），或许是因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它有过很高评价的缘故。以上译文都谈不到如某些人所要求的什么明白流畅或通俗易懂。这里面有内容问题，也有文体问题。翻译的首要条件在于忠实于原文，不仅在文字上，而且也在文风上。十八世纪思想家们的文风往往冗长沉闷、拗口，而其力度恰好就存于这种拗执厚重的文风之中。学术思想著作毕竟不是儿童文字或通俗读物，而是往往要负载一长串的推论演绎。如果要求译文简单明白，那就最好不必读学术思想的著作，还是去读通俗读物或儿童文学吧。试想如果把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译得通俗流利，那还是康德、黑格尔或马克思吗？我们也不应该这样要求译文。另外，老一辈的学者冯文潜（柳漪）先生和沈有鼎（公武）先生均对康德有深湛的研究。惜乎冯先生一生从不从事著述；沈先生著述极少且未曾提及过康德，若干年来几乎不曾写过什么文章。老一辈的学人自重如此，远不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能望其项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