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的东西从来就不发达。真正对逻辑作过较多研究的就是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 先秦名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知识、概念作逻辑研究的。惠施的十大辨题及公孙龙的《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等著作，都是以纯粹的知识、概念为主，很少涉及政治、伦理内容的。但这种纯粹以分析概念、范畴为主的名辨思潮，从其一产生就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所不容，遭到了来自儒道两大家的尖锐批评。道家说它“弱于德，强于物……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也”（《庄子·天下篇》）。连对中国式的形式逻辑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的荀子，由于受的毕竟是儒家的教育，也批评名家是“蔽于辞而不知实”。这使以分析概念、范畴为主的名辨思潮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而且影响极为有限。 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形式逻辑研究最多、贡献最大的要数以《墨辨》为代表的后期墨家。他们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时间、空间和运动等作了哲学概括。他们不仅注意概念的准确性，也很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小取》）的判断和推理原则。他们强调使用概念要反映客观实际，判断要正确，论证要充分。他们还把概念加以分类，提出“达、类、私”三种不同层次的等差概念，为进一步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创造了条件。从思维方法上看，它完全不同于儒家和道家，其特点是抽象层次高，逻辑性强。但它也同样未能发展起来。特别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后期墨家的学说很快被淹没，变成了绝学。 总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比较重视逻辑概念分析、推理法则研究的名辨思潮和后期墨家，都未能进入中国文化的大流，他们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夭折了。 自明嘉靖始，西方一些天主教徒来中国传教，至万历年间，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到清初，这种情况盛极一时。这些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还通过讲授、翻译、编纂等途径介绍了大量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等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如翻译、编纂的西方著作有《万国舆图》、《勾股义》、《交友论》、《同天算指通篇》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等。 当时一些有眼光的学者通过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已准确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空疏”，西方文化“实用”。如徐光启夸《泰西水法》之类“器虽形下，而切世用”（《泰西水法》序）。李之藻也认为西方科学是“真修实学”，其著作“多非我中国书传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注》）。特别是他们认识到，作为中西科学文化基础的思维特征上的差异在于，西方文化具有“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思维方法，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科学所以停滞不前，原因是其基础缺乏建立在逻辑公理系统上的数字。用徐光启的话说：勾股定理“旧《九章》中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勾股义》序言）。“《几何原本》能言其义也。”（《题测量法义》）因此，他们翻译了西方逻辑学名著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认识到“西云斐禄锁费亚（即哲学）乃穷理诸学之总名”，“名理乃人所赖以贯通众学之具”。正是在这种认识推动下，明末清初曾一度对形式逻辑又有所重视，出现了改变中国人思维特征的可能。可惜的是中国文化本位太过深重，使这种可能最终还是未能变成现实。致使我们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还是这样。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智慧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和智慧主要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性直观的能力上（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就不使用逻辑的方法，事实上直觉本身也是一种逻辑，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十分“敏捷”的逻辑罢了。更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如大数学家。这里是从总体上讲的，是在与西方认识事物的方法相比较而言的），而不是表现为善于推敲概念、提法，通过分析、推理，利用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范畴和人们在实践中重复了千百万次的格——逻辑来揭示事物本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那种特别思辨的、抽象的思维能力上。 这种思维特征使中国从来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和著作。中国的传统哲学很多内容都是伦理和政治方面的。不仅如此，也不注意引进西方这方面的著作。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我们在向西方寻求真理时，对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有不少译介，惟独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东西，很少有翻译和介绍，所知也最少。就是引进西方哲学，也是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詹姆士这些人的东西居多。因为这些人的著作，不像康德、黑格尔那样抽象思辨、重逻辑分析。他们有的注重讨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的着重讨论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人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宣扬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有的则特别强调直觉在认识事物中的意义。而且其中有的用了格言、警句、诗等文学表达形式，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与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和由此决定的接受水平正好是合拍的。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在中国就发生过重大影响。旧中国创刊最早、发行最久的大型综合刊物《东方杂志》于1913年就载文介绍过他的思想。1921年12月《民铎》杂志还发行了“柏格森号”，刊登了18篇文章，集中介绍他的思想。他的不少著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前也有了中文译本。当时中国一些大思想家如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等人的著作也无不有柏格森思想的痕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只要稍作统计即不难发现，各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也是以弗洛伊德、尼采等人的东西和介绍他们的思想的东西的量为大。 我们这种主要凭直觉而非通过逻辑把握事物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得到的知识是整体的，而非分析的；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往往也是表面的，不深刻、不精确的，不易得到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方面的系统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