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在《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撰文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特别是近现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生大碰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一传入,其分歧不在是否应当,而在怎样使中国走上民主科学的道路,后来的对峙,主要是由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二者之政治背景不同所致;而科玄论战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这两种最主要思潮的论争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的表现。在《东南学术》2001第3期中,刘放桐接着指出,100年来的各个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受到现实政治斗争形势的制约。只有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来研究西方哲学,又不使这种结合简单化,不偏离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态度。在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态度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走的是一条前进而又曲折的道路,左的政治思想倾向妨碍了对西方哲学的全面认识,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理论上又受到马克思所批判的体系哲学的影响,忽视了其对实践的强调,因此有时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实际所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生机,成绩显著,但在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相结合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