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曾是我们最熟悉的法国哲学家，80年代国内有大量文章评述萨特。耐人寻味的是，经历了“萨特热”之后，人们似乎感到，法国明快透彻的启蒙传统变得晦涩起来，阅读和理解本身出现了障碍，这使国内学术界和读者对萨特之后的法国哲学敬而远之。20年来，国内关于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进展不大，基本上处于介绍阶段。抛开诸多其他复杂原因，纯粹从学理上研究，我认为改变现状的关键要澄清理解的方法，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了解现象学，因为包括萨特在内的法国当代哲学家们几乎都受到胡塞尔的影响，现象学是他们进入哲学之门的钥匙。 现象学是法国哲学家们普遍应用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个比较通俗的解释，用法文表示，就是"la suspension"，悬搁、存而不议、加括号、使其失去作用之意。其意为：普通人相信的东西（包括形而上学）、传统上的信念也许都是对的，但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思考）出发点，姑且暂时把这些“朴素的常识”放在“括号”里，“悬置起来”，我们可以看见它，但不必理会它，让它“不起作用”。 这条思路颇为新颖，它是胡塞尔的一大贡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先陈述胡塞尔和当代法国哲学家把哪些传统信念悬置起来，然后阐述在什么意义上或为何说萨特之后的法国哲学活动在“异域”，尔后描述这个“异域”的基本特征。 胡塞尔的方法和他的结论是矛盾的，这与黑格尔颇为相似，我们同样可以说，现象学方法是“革命”的，而胡塞尔要达到的意义或本质的科学哲学的目标是“保守”的。现象学运动后来的趋向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总起来说，现象学方法的革命性在于，它与西方传统的哲学信念格格不入。胡塞尔的说法是让“自然观点”失去作用，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经验心理学、一切以往的哲学、数学与形式逻辑等。胡塞尔的这一立场，几乎被当代法国哲学全盘继承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通俗地说，当代法国哲学活动在理性之外。我们在广义上定义这个“理性”，举例说来，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近代笛卡尔我思的自我意识，启蒙时代的理性（包括18世纪法国和德国哲学），乃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等，所有这一切，按德里达的理解，都属于逻各斯(logos)传统，是旧的世界观，应将它“涂抹”(sous rature)，重写。 于是，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内容被“置换”掉了，当代法国哲学的要害是舍弃“概念”或“观念”式的抽象、逻辑、推论式思维方式（思辨的），而诉诸于理性之外的直观（想象或虚构）（注：胡塞尔在《观念》第一卷(1913)中承认现象学的理论起源于“虚构”（72节）。）——在胡塞尔那里，他的现象学还原就是建立在直觉、描述、自由想象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法国哲学“活动”在传统之外的“异域”。既然在“异域”，我们就不熟悉它，这为阅读和写作增加了难度。这些，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隐晦”，“理解的障碍”和“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 严格说，“萨特之后的法国哲学”是一个虚拟的、很“中国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在法国学界已少有人做（这样的书名也很少见）。为了尊重原貌，我们不在这个虚拟性的题目上冠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之类的说法，因为这里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理性范畴，会导致理解的误区。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目光转向当代法国哲学活动的“异域”。 一、悬搁“主体”（或意识） 对胡塞尔现象学有一种误解，以为他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回到“纯粹意识”。我认为所谓“纯粹意识”其实是活动在理性之外的想象和虚构，属于“异域”。从这个角度，现象学中的“现象”并非法文所谓"Visible"（可见的），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显学”（不属于由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所引发的摹仿论，表现论或反映论传统）。恰恰相反，被加过“括号”的“现象”其实是个“缺失”(I'absence)，或“隐”（invisible，不可见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后来的法国哲学家常用具有诗和文学色彩的笔调描述这个“缺失”：胡塞尔曾称它为“沙漠”；海德格尔说"Dasein"是面向死亡的“在”（异在），它的生存方式是“忧”和“不安”（情感）。海德格尔晚年所谓“林中路”其实为“无路之路”，一种寂静的诗意境界；萨特从陌生感描述这个“缺失”：“恶心”或“他人就是地狱”；梅洛－庞蒂一部重要遗著的书名就是《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他想从可见的窥视到不可见的；福柯则寻找历史中的空白处，他试图走到理性之外，找回癫狂、精神病的位置。它们是破碎的、被排挤的、沉默的。勒维纳是法国当代伦理学界的代表，他表示"ailleurs"（异域、他者、第三者）是无法体验的，只能靠想象，这就像对“死”的体验一样。德里达干脆把"la présence"（在场：它被视为“形而上学摹仿论”的基础）与"I'absence"（缺失、痕迹、边缘：它被视为解构的领域）“对立”起来。 以上这些，集中表明了对传统哲学的“主体”或“意识”的态度，以及当代法国哲学“活动领域”的基本特征。这种倾向首先来自“结构主义”（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字眼”）。持此立场的学者是一些标准的人类学家（如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如罗兰·巴特）。他们活跃在边缘学科，其典型特征是诉诸无意识的（或语言学的）阅读，把被分析的对象看作广义的文本，描述它们的意指关系(lasignification)，但反对意义实体或观念。意指关系依语言方式形成，描述符号之间如何交换，主体几乎不在其中起任何作用。这种特征描述了所谓符号的科学（"sémiologie"，它来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结构”即等值符号在并列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种差异符号的交换就是符号的意义，就是语言。符号并不指向语言之外的“实在”（驱逐“本体论”：意义、主体、理性、概念等）。这种方法被列维－斯特劳斯应用于人类学研究，用于研究原始部落亲缘关系（这种关系被视为符号系统），联姻规则。亲缘结构（我们亦可视它为语言结构）的意义就在于按照“乱伦禁忌”的规则安排亲属关系的位置，即所有“父亲”都不会娶他的女儿，他把女儿嫁出去，让她离开家；同时，在上一辈中，一定有另外一个“父亲”把女儿嫁给他。这种交换妇女的规则（或联姻规则）构造出亲属结构。“乱伦禁忌”是自然的（普遍自发的），同时又是规范，因而也是文化的。如果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那么这个对立可能是由“乱伦禁忌”这类“原始细胞”后来分裂的结果，这就迈出了传统哲学的“界限”（传统形而上学研究“对立概念的演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