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的著作，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都表现出作者的内心状态、情感及人格。这种“认识论表现主义”(epistemological expressionism)观念似乎并不符合西方思想家的口味。德里达指出：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受到言语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思维方式的支配：它主张言语与存在、与存在的意义、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言语，因而在主体的自我显现过程中也具有奇怪的特权，相对于言语与心灵的密切联系，或言语与被指称的意义的思想、甚至与事物本身的密切联系，文字能指只是派生的，它是人的手段，是一种偶然降生的存在物或有限创造物的诡计。它使语言“软弱无力”，因此，根据著作来“判断天才”无异于“根据尸体给人画像”。（注：参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看来，由于语言、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种种事实，我们已难以在严格意义上将某一种哲学归结为发明者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乃至把某一种哲学与发明者的感情和幻觉的细枝末节混为一谈，完全用发明者的社会心理图来解释；我们也不能仅仅将某一种哲学还原为表达的层面，并以此去把握发明者与著作之间关系的性质，甚至将这种思想推向极端，像哲学和心理学家威兹德姆(John Oulton Wisdom)那样，把贝克莱对物质存在否定的唯心主义，视为联系着并表现了无意识的肛门状态，同样的状态，使他在肉体上遭受结肠炎的痛苦，或把黑格尔哲学与他的孤立、孤独和压抑联系起来，把某一种哲学归结为他个人的精神病理因素。这种对某一种哲学及其哲学家人格的浪漫主义偏见，就仿佛丧失辨别马克思的胡子、血液与他的《资本论》的能力。 依此看来，作为一种“后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更无法使表现主义如愿。因为，与根据内在的体验来谈论意义的胡塞尔不同，维特根斯坦不断敦促我们避免向内寻找意义，意义呈现之时不总是出现心象，仅从心象出发几乎不可能推出任何东西。维特根斯坦反对“本质主义”观念的许多论证都来自对“语词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心象或意象而被给予心灵”的所谓意义心象理论的拒斥，另外，就其写作的风格来看，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尽管《逻辑哲学论》不失为一部系统的著作，但仍有许多含糊的段落。而后期的全部著作，包括《哲学研究》，写作的文体不适于概括，因为某些主要观点或者自行显现，或者借助暗示，而不是直接陈述出来。这些作品的目的也不十分清楚。因此，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常有发生的事是无法在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中，找到评论者们广泛归于他的那些论点。 出于同样的理由，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也无法归结为其个人环境——生理环境、性心理环境及其他个人状态。这种提醒并非多余。因为，严肃的斯泰纳问道：“在多大程度上，维特根斯坦的性反常可与不正确的言说相类比？病态的有爱欲冲动与着魔般地探讨私人语言之间，是否有某种亲和力？现代语言理论，特别是在早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作为任意反映的交往概念(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as on arbitrary mirroring)，其中有无同性恋的因素？”（注：参见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154页。）容易看到，这是斯泰纳将其表现主义的观念与现代语言研究缠绕在一起，迂回却肯定地把“性爱与语言在每一点都盘根错节”地联系起来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我们已十分熟悉的泛性论或唯性论的观点。我们不禁反问：对为哲学指出新方向，且一生做到两次的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和人格之间关系性质的探讨，岂能置于如此局促的语境？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一个人的头脑里怎样想，他的思想怎样表达，不能真的证明什么。维特根斯坦自己对人的评价有一个标准，即：要知道一个人实际上在追求什么，就要看他选择做什么，而不要看他想什么（所谓"how"定义"what"）。就像穿衣服，他说，要知道一个人实际上最喜欢哪几件衣服，就看他经常穿什么，当然他可以声称其实喜欢的是另外几件从来不穿的衣服，但这不算什么证明。 这是一个很有些深刻道理的问题。我想对一个人的思想与人格之间关系的探讨，事实上比维特根斯坦想象的关于衣服的例子更复杂些。哲学家和普通人一样，的确可能真的喜欢某种从来不做的事情，比如说1912年，维特根斯坦23岁的时候，向大卫·平森特(David Pinsent)承认，大约9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为可怕的孤独所折磨，他的头脑中不断泛起自杀的念头。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者巴特利(William Warren Bartley,щ)指证，维特根斯坦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与他的朋友恩格尔曼的通信中，屡屡谈到自杀的主题。这些都完全可能是真的，但是这并不能像本—阿明·沙夫斯坦那样，将自杀认定为是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倾向”。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认定具有某一“性格倾向”关键在于这两者能否互相印证。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临终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生。”可以断定，当维特根斯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想法一直挥之不去时，同时，他对自己的所思所为（包括自己性倾向或性生活）感到恐怖，他将试图构筑一种环境，防止去做自己想做却又决不能做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札记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的途径，是以促使疑难问题消失的方式去生活。生活发生了问题，这个事实表明，你的生活形态不适合生活模式。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生活模式，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注：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稍后，他又说：“把一个人放在错误的环境以后，一切事情都将不正常，他在各方面将显得不健康。把它放回到适宜的环境以后，一切事物都将生机勃勃，显得很健康。但是，假如他不在适宜的环境怎么办？”（注：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0页。）可见，维特根斯坦试图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付诸实施。而且，在他自己构筑的生活范式中，可以发现他为自己某些古怪行为所做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