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1)6-0001-07 在现象学运动中，他者理论涉及的是他人意识的呈现（胡塞尔），他人的存在（萨特、梅洛—庞蒂），他人的绝对他性（列维纳斯）等问题；在分析哲学运动中，这一理论主要与他人心灵的认识（罗素）和私人感觉的语言表述（维特根斯坦等）等问题相关。在现代主义思潮中，理性与非理性、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问题则成为他者理论的实质性内容，表现为西方学者对理性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反思。本文探讨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1926-1984)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批判分析。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坚人物之一，福柯的主要工作都是在揭示现代性进程中理性对于作为他者的非理性的种种控制策略。 一、理性的分化：控制与多样的他者 如果说德里达的作品旨在理性中心论传统的全面消解，那么福柯的工作则更为关注与当代西方人的命运有关的理性主义传统，他旨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福柯的工作尤其指向如下两种重要思想倾向：一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一是康德、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前者意味着求知意志(la volonte de savoir)或求真意志(la volonte deverite)把理性确定为真假的标准，后者体现为人们对理性的批判意识。福柯力图表明这两种倾向对于我们生活其间的现代社会的意义。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分化的历史进程，其间既包含着理性的扩张，也包含了理性的自我反思。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无疑是扩大理性的权力，也就是确立理性的主宰地位、合法地位。但从十九世纪开始，哲学开始对理性的极度权力提出疑问，并要求人们对此保持警惕。 理性在古希腊时代曾经获得完美表达，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却沦落为非理性（主要是信仰）的他者。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理性开始摆脱这种从属性的他者地位。理性一向以批判性著称，要求一切都必须接受自己的法庭的裁决。这样的要求一直延续至今：最初是对强势的挑战，后来通过批判将非理性的东西确立为他者。不过，在理性的高歌猛进中，许多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已经开始进行反思，使理性同时将他向批判和自我批判结合在自身之中。于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不再简单地表现为对立与冲突、控制与服从。 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按福柯晚期的看法，存在着两种分析权力关系的模式：一种是法律模式，一种是战争模式。前者把权力看作为一种实体，它作为法律、制度和禁令存在，“人们总是力图将权力简化为法律的形式，并将其效果定义为服从……一方是立法的权力，另一方是服从的主体。”（注：福柯：《性史卷一：求知意志》，Gallimard出版社法文版，巴黎1976年，第112页。）后者以军事为例表明，权力是相互的：战争在双方间进行，其间有许多因素起作用，并因此不断产生关系的转化。如果按照第一种模式，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只有压制与服从的简单关系，而且疯癫、犯罪、性错乱等具体经验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按第二种模式，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则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理性对各种具体的非理性经验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略。 人们最容易接受法律模式，福柯最初也是依据这一模式进行分析。他看到的是理性的绝对地位及其对作为他者的非理性的绝对排斥和压制。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话语和知识的产生都严格地依据于一定的控制性步骤。这些步骤的作用就在于削弱话语或知识中的异质力量和危险，在于应付偶然性，并使之符合理性的规范。理性所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是确立真假对立。一切排斥和压制最终都是以客观性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的：求知意志“倾向对于其他话语形式实施一种压制，充当控制权。”（注：福柯：《话语的秩序》，Gallimard出版社法文版，巴黎1971年，第20页。）基于这种认识，福柯表示，自己的工作之一就是对求知意志的客观性提出质疑，看到它以真理之名所行的排斥异己之实。 由于只看到求知意志或求真意志的排斥功能，福柯最初的立场是把现代性等同于唯一合理性对非理性的主宰和压制。作为对抗，他要求把非理性的东西从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甚至确立非理性本身的中心地位。作为一种批判策略，法律模式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它仍然囿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主宰—对抗模式之中，因此明显地是中了现代性关于合法性的圈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失于空泛，没有具体地对权力关系进行展开的分析。福柯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转而关注具体分析，开放弃法律模式：“为了具体地分析权力关系，必须放弃统治权的法律模式。”（注：福柯：《言与文》第三卷，Callimard出版社法文版，巴黎1994年，第124页。）这意味着关注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差异性、特殊性、可逆性，“把它们当作相互交叉、彼此求助、趋于一致，或者相反地，彼此对立、相互取消的力量关系加以研究。”（注：福柯：《言与文》第三卷，Gallimard出版社法文版，巴黎1994年，第124页。）这就转向了权力分析的战争模式。 应该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理性呈现出自我限制的倾向，开始以分化的形式出现，并针对不同的异己力量运用不同的合理性形式；一是理性对待非理性采取两手策略：排斥与生产结合，控制与利用并举。这是福柯由康德的批判哲学和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所获得的启示。对于这些清醒的理性主义者而言，我们应该批判理性，反思启蒙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进行审判。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追问理性的历史，清理理性自我分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合理性形式实际上都有其历史，其出现都具有某种偶然性。它们建立在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的基础上，可以出现，同样也可以不出现。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元标准存在，并据此来评判什么合理、什么不合理。相反，我们应该对具体权力关系是如何合法化的进行分析，也就是要揭示各种合理性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