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通常认为，分析哲学和解释学是两个分歧很大甚至相互敌对的哲学流派，但随着20世纪下半叶哲学的纵深发展，这两个哲学流派在整体上呈现出沟通和对话的趋向，而且试图超越这种划分是当代一些重要思想家极感兴趣并认为是颇有前途的新尝试。罗蒂和阿佩尔被认为是积极推进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融合的典型代表，他们从不同的哲学阵营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相同的哲学传统，对相同的哲学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代表了当代哲学中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当然，由于各自的哲学背景和视角的差别，他们只是对立意义上的“同盟军”，也就是说沟通和融合分析哲学和解释学是二者的共同主张和信念，但具体融合的途径、方式却大相径庭。 1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 罗蒂在其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以及《实用主义的后果》等著作和论文集中试图糅和日常语言学派、实用主义和解释学。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罗蒂并不把分析哲学和衰落看作经验主义教条的崩溃，而认为正是语言分析从内部在瓦解经验主义的教条，因为它不再遵循经验主义的方法和目标了。“在1951年像我这样的研究生正在学习、转向分析哲学，我们相信在分析哲学中有一些明确的、具体的哲学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被分析哲学家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1〕在罗蒂看来，30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分析哲学没有了统一的目标、方法和研究方向，它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有些类似欧陆哲学的发展情形。也就是说，如今分析哲学的统一并不体现在目标和方法的一致，而是风格上的接近。“如果一个学科缺乏明确的主题和具有代表性的范式，那它就只能体现为一种不同的哲学风格。我认为，这就是分析哲学在最近30年经过实证主义阶段发展到后实证主义阶段时的状况。但我并不是在损害分析哲学的名誉。……因此，我对分析哲学状况的分析并不表明分析哲学偏离了正确的道路。”〔2〕在罗蒂看来，如果在新实证主义阶段分析哲学还可以将自身看作是不同于欧陆哲学的所谓的“真正”的哲学，那么当今的分析哲学发展表明，就真理论断而言，它已经和欧洲大陆哲学没有什么不同了。美国大学中的分析哲学阵地所讲授的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风格的一种哲学。正是由于对分析哲学的发展持有这种不太乐观的态度，罗蒂提出了作为一种世俗的文化的“后哲学文化”。 “后哲学文化”是罗蒂解构和改造分析哲学的自然结果，是为未来哲学发展设想的蓝图，同时也是旨在启蒙哲学下一代的“新语境”。首先，后哲学文化是反基础主义、反表征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真理相接触。在这种文化中，无论是牧师、物理学家或诗人都不会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或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选出来作为范例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其中没有跨学科的、超文化的、非历史的标准。”〔3〕一句话，这种文化不需要任何的基础。其次，后哲学文化是以“小写”的哲学代替“大写”的哲学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大写）哲学家的人，即他们能说明文化的某些方面为什么和怎样能够具有一种与实在的特殊关系。但是，在此也存在能够理解事物如何关联的专家。只不过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殊的方法加以运用，没有任何特殊的学科标准，也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以作为专业。”〔4〕罗蒂取消了作为专业学科的传统哲学，哲学发挥着“文化批判”的功能，从而可以自由地评论文学、历史、人类学和政治学。在此，超验的、客观的、论证性的哲学形象消失了，自由的、平等的、有趣的哲学对话代替了传统的哲学论题。 罗蒂哲学的目标之一在于克服“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之间的断裂，克服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之间的分割，他立足于“合流”的趋势认为将来“两个传统具有共同的名称——哲学，这将不会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5〕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形态唯一可沟通的桥梁是反二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共同兴趣，这体现在“后尼采”的欧洲哲学家和“后分析”的英美哲学家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趋近，即任何事物都是社会的建构，任何意识都是语言的功能。也就是说没有不能超越语言的界限，没有“认识的知识”而只有“描述的知识”，而且语言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对自我及其描述只是社会需求的功能而已。因此，对于分析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和解释学中的历史主义而言，重要的是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共同的倾向性特征。而罗蒂认为后哲学文化能够代表这两种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向，它不仅代表了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而且渗透了解释学中的历史主义的基本主张，因此，推进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趋向是后哲学文化的核心意义。 可以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具有浓郁的欧陆哲学特色。而且他认为，欧陆哲学中的解释学并不是不同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认知方式，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解释学揭示了，一切知识论断都产生于既定的社会传统，约定性的语境决定了什么是合理的，我们思想的目标是自由而不是真理，因此知识不再是对自然的“镜映”。可见，罗蒂力图超越分析哲学的传统，从欧陆哲学和社会实用主义的角度寻求知识的合理性辩护。他认为，如果我们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对话和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对自然的镜映，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设想一种元实践，它是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的批判，这就是后哲学文化所描绘的图景。从某种程度上说，后哲学文化更加接近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传统，因此，罗蒂是通过努力弱化、淡化分析哲学的纲领促成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对话，这样的结果是引起了分析哲学的捍卫者的不满，因此罗蒂在分析哲学的阵营中屡屡受攻击。而罗蒂则坚定地认为：“解释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范式，更不用说自由政治思想需要一种新的主权模式。解释学就是我们抛弃认识论之后所需要和得到的。”〔6〕因此，在罗蒂看来，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是日益趋近解释学，而解释学就是没有认识论的哲学，是一种没有真理论断的写作，如小说或诗歌。 2 阿佩尔的先验符号学 与罗蒂不同，阿佩尔的哲学目标是在先验哲学的传统中建构一种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逻辑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他力图将解释学、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传统认识论的领域，恢复形而上学的权威。阿佩尔在促使战后德国哲学接受外国哲学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阿佩尔的影响，皮尔士的思想在德国才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阿多诺一样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工作体现了挽救与改造传统的双重特性，开启了德国传统与其他哲学流派之间的富有成效的交流。他的思想展现了目前我们仍然认为是对立的分析和欧陆哲学之间的交叉、对抗和共存。然而阿佩尔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解释性的以及对传统的历史性重述，他进行了系统而体系化的重构，力图建构一个哲学体系。他将语言而不是意识作为知识前提，赋予其以先验性，建构了联结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桥梁”——先验符号学或先验语用学。阿佩尔以改造康德哲学为出发点而构造的先验符号学是不同于罗蒂后现代式的对待理性、道德和语言的另一种哲学范式，它的本质特征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