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我到波士顿访问老友R.S.Cohen教授。他赠我他与B.E.Babich教授（女）合编的《尼采与科学》（二卷集），并希望我能向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界同行作一介绍。 二卷集的第一卷书名是Nietzsche,Theories of Knowledge,and Critical Theory--Nietzsche and the Sciences Ⅰ（《尼采，知识论和批判理论——尼采与科学之一》），第二卷是Nietzsche,Epistemology,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Nietzsche and the Sciences Ⅱ（《尼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尼采与科学之二》），分别为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第203和204卷，均由Kluwer学术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Cohen在序言中指出，如何理解尼采，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是文化界共同关注的事情。人们接近尼采的途径不同，但都会发现他的惊人的预见。Cohen在序言中引述了尼采的科学观。尼采认为知识、科学是一种似乎有理的虚构，是人类生存所必需，在一定范围内有用，但不能将它误用，不能把它当作绝对真理。Cohen接着指出维也纳学派成员Frank,Neurath,R.von Mises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Habermas的批判理论，都深受尼采的影响。他认为，到20世纪末，尼采与哲学、历史、科学的关系更为明显。因此他倡议为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编纂《尼采与科学》二卷集。 Babich为第一卷写的序言题为“尼采的批判理论：作为艺术的科学文化”。文章指出，尼采认为，科学与艺术、诗歌一样，都是“谎言”、“幻想”或约定。科学由神话、巫术、炼金术演变而来。它们并非真与假的截然对立，而像色彩一样只有程度的差别。他的论据之一是，因为不断变化着的世界(Becoming)，不服从作为科学基础的逻辑中的同一律和矛盾律。但是尼采并不反对科学。他在《快乐的科学》中曾“向物理学欢呼致敬！”(§335)。对尼采来说，“最错误的判断（包括先验的综合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最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承认逻辑的虚构，不用绝对的、自我等同的纯虚构的世界来衡量现实，不用数字对世界作持续的虚构，人类就不能生活。”（《超善恶，§4）。但是尼采反对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它自身的问题，即科学是为什么的问题，也即科学的价值问题。把无止境地追求“真理”作为最高价值、为科学而科学，是一种虚无主义。科学和艺术一样，都是为了人生。科学的动力应当受到艺术的驾驭。科学文化应当受到文化的医生——哲学的治疗。 第一卷的第一组文章讨论尼采与传统。其中H.Caygill的“尼采与原子论”一文，论述了：尼采利用德谟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原子论来反对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观和柏拉图的哲学，以及原子论与尼采的求力意志的关系。S.Gaukroger的“超越实在：尼采的表现科学”一文，探讨了尼采对古希腊形而上学区分表现与实在的批判。T.Borsche的“从笛卡儿到尼采的认识论转移：直观与想像”一文介绍了尼采对近代知识论的批判，反对笛卡儿把直观判断当作不可置疑的真理的主张。 E.E.Sleinis在“尼采和莱布尼兹之间：透视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文中，首先论证了尼采并不如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尼采并不拒绝理性，但要修正理性。他认为人的认识要通过科学的透视、情感的透视和哲学的透视，而科学方法的透视、哲学透视中的批判的透视都要以理性为主导。Sleinis还比较了莱布尼兹和尼采的透视主义认识论。 S.G.Growell在“尼采与新康德主义；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尼采在他的所谓实证主义阶段企图用科学理论作为拒斥形而上学的手段，这与新康德主义试图对康德的先天范畴作自然主义解读有相当大的共同之处。但是，Growell又指出，最终尼采和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自然主义观点。新康德主义试图发展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把有意义的理念奠基于科学观点之上，而尼采怀疑“真理的价值”，试图在传统所强调的认知基础之外探讨意义和价值的哲学问题。A.Kremer-Marietti在“尼采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一文中，认为尼采的独特成就是他研究科学的谱系和思想的“发生学”，他认为神话、寓言、假说、理论是连续的发展过程。C.Bambach在“知识政治学：海德格尔真理史中的尼采”一文中讨论了德国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史境中如何接受尼采的批判学说的。Bambach集中注意海德格尔吸取尼采思想中的希腊因素，把它转化为对西方哲学中罗马影响的形而上学批判，并试图表明海德格尔批判地解读包括尼采在内的认识论传统是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知识政治学”。 K.R.Fischer在“尼采和维也纳学派”一文中指出，不久前，分析哲学界仍把尼采看作是一个文学家。但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却把他看作是先驱，Fischer认为，尼采和马克思都是分析哲学的先驱，而不是存在主义和现象论哲学的先驱。 第二组论文讨论尼采对知识、语言、文化的批判。J.Simon在“语法和真理”一文中论证说，真理—条件语境对尼采的知识和真理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助于说明尼采著作中许多似乎自相矛盾的表述。H.Schmid的“尼采对知识的元批判”探讨了尼采对“科学的问题”的批判反思。W.Mueller-Lauter的“在变的世界中的判断”指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价值判断强调真理和实在，而把一切变化(Becoming)仅仅看作是表现。尼采把这一假说颠倒过来，认为世界是变化的，生成的，而存在(Being)却不是真的，而仅仅是表现或幻觉。M.Riedel的“科学理论还是实用学说？”一文讨论了永恒轮回的多种形式的维度。J.Kopperschmidt的“作为非纯粹理性批判的尼采的修辞哲学”一文，论述了G.Gerber的《作为艺术的语言》一书对于青年尼采的修辞学理论的重要性。文章认为，“语言即修辞”这一论断有两重意义，一是修辞用作语言结构的模型，一是展示它的生成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