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我国学界的热点，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由于后现代哲学是一个边界并不确定的领域，它横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学界对它的探讨分为不同的方向，这样就很难全面地把握它的各个方面。但是，这种难以把握的跨学科性也说明了各门学科面临的问题具有“家族相似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整个文化与哲学范式转型的集中表现，它不仅代表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变迁，而且对中国新的文化精神的培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后现代主义与哲学的范式转型 所谓“后”的含义，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一书中指出，它既表示连续，也表示否定和断裂。它不仅是时间上的“后”，即表明历史的延续，也有“超越”、“扬弃”之义[1]。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哲学所追求的绝对性、整体性、无限性、同一性、语言深层结构等信念的反思，它不仅是否定，也是批判和扬弃，是“积极的断裂”和“批判的连续”。虽然后现代主义带有相对主义色彩，并不能归结为辩证法，但它对西方文化的反思，的确具有人类精神的积极的自我否定的特点，这种自我否定的特色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可以相通的地方。后现代主义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不是某种哲学，而是以“现代性”为名称的、自启蒙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精神，对这种精神的反抗，正是19-20世纪哲学范式转型的核心。 19-20世纪哲学范式转型的关键，可以归结为向实践、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回归，这种回归从马克思开始，在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不同流派中得到了不同角度和方向的体现。主要的表现是：无限理性转为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绝对主体变为有限主体和交往主体、文化和人的具体生存方式受到重视、形上学的衰落，等等。这些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哲学那里都有反映。许多学者都对马克思和后现代主义作出了比较，注意到了二者的一致性，总的说来，这种一致性应该在范式转型的角度上来理解。 在哲学回归实践、文化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哲学表达自身的方式也越来越脱离了那种体系化的、形而上的思辩。这有几种表现，一种是哲学向日常语言的靠拢，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另一种是哲学向文学的靠拢，表现为它的诗化、艺术化，如萨特和后期的海德格尔；还有一种是哲学的实证化，即哲学和实证科学相结合，如哲学有与社会学结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哈贝马斯、布迪厄等人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后现代主义与这几种表现都有着深层的关联。例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喜欢用日常的语言作为它的范畴，当然这种范畴也失去了黑格尔时代的范畴的严密性，只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如德里达的“播撒”、“踪迹”、德勒兹的“块茎式思维”、“游牧式思维”等等；在许多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哲学与文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国内许多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是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有着很强的和实证科学相结合的能力，其方法业已渗透到各门科学之中。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是19-20世纪哲学范式转型的一种极端化的形态，它包含了哲学范式转型的若干主题，研究后现代主义，必须了解哲学和文化精神的转型。 后现代哲学具有文化哲学的性质，因为它具有“观念性”或“文本性”，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这种“文化”的概念并不只是“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同义语，而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因为“后现代主义”涉及的主要是思想观念层面与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场关于“后现代”的大讨论，不过是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新构想、重新审视、重新整合和改写，是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层面上的话语解构和建构活动，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2]。从后现代主义者对文本和叙事的重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者论述的内容给人以完全摧毁、彻底破坏的印象，这是他们的重要特点。他们的观点的确有许多极端之处，但他们所论述的内容，大抵只限于语言和文本层面，涉及的只是可能性而已，它基本不涉及现实层面。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叙事都当作“文本”，它对文本的批判表明了一个文化哲学的立场。一切人类的意识形式都是文化模式的一种表现，“文本”或“叙事”不过是意识形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式的批判可以说是文化批判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表现了西方文化价值的冲突和传统的变异和断裂，它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趋势。文化多元化并不是现代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任何文化都可能出现的共通性问题。因为传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不断变异的延续体，每当文化面临变异之时，都会有各种文化现象纷然杂陈的局面发生。中国当代的文化多元化固然与传统的断裂有关，西方国家也一样面临着信仰的危机和传统的变异。当代的问题并不是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多元化倾向，而是多元化的态势的激烈程度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问题是有共性的，二者同样面临文化整合的问题。 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文化整合 所谓文化整合，许多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就是文化主体对多元文化的一种整合方式，其目的是建设新的文化，其实质就是对不同的价值观的抉择、融会、创新的过程。后现代主义虽然长于摧毁、解构而不是建构，但它表达了文化价值的冲突，文化整合的重要性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而愈益明显。“后现代”代表了一个文化演进中的普遍情境。 自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就落入到“边缘”的位置上，在文化上“重返中心”就成了我国学者的一种持久冲动。自80年代的“文化热”以来，学界追踪西学已成时髦，以致于“食洋不化”；国内对“后现代”的阐扬和炒作，也是这种冲动的一个表现。但后现代哲学主张以边缘反抗中心，消解边缘与中心的对立，这和我国学人所处的问题情境恰恰吻合，它可能带来中国本土学术的一种自信心，可以推进学者关于文化整合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