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后现代主义，总使人想起“风水轮回转”的古语。还是不久以前，“现代”是个充满褒义的词语。当人们谈到：“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现代艺术”时，无不充满着仰慕之情。因为“现代”总是指最新的进展。而今天，“现代”则与一个过去的时代或至少正在过去的时代联在一起。它成了一个批判的对象，反思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性在今天已不再统治我们的生活了。事实上，现代性依然很强势。用科布教授(John B.Cobb,Jr.)的话说，“现代性仍旧统治着我们的公共生活。”[1]政治家依然执着于现代价值观，大学依然是现代的或正在努力成为现代的，现代经济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世界范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 然而变化毕竟发生了。那就是，人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由以前对现代性盲目的崇拜、一心讴歌转成冷静的审视和尖锐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面世就是这种态度转变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长达数百年的现代世界观的破产。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社会的巨大震撼自不待言，对于与西方文明或西方现代化有着长达一百年的爱恨交织关系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震动。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在当代中国“后现代热”兴起的原因。 作为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一场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似乎天生就与中国有着某种缘份。霍伊教授(David Hoy)在为《后现代主义辞典》（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撰写的序言中，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2]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不论是建设性的还是解构性的），从尼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福柯、博德里拉、罗蒂、怀特海、科布、格里芬、霍伊和斯普瑞特奈克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有某种必然性在其中。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勇敢叛逆者。与同时代的知识界的时髦和平庸保持距离是衡量一个思想家是否伟大的一个重要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看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确是一些伟大的反潮流者。后期维特根斯坦曾把自己看做是20世纪西方文明的局外人(outsider)。他认为这是一种被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所统治的文明，其文化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怀特海的《科学与现代世界》目标所对的也是这种现代西方文明。其实整个后现代思想家都是一群与思想界的时髦格格不入的人，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现代西方文明的反叛者。是西方主流文化的抵抗者。他们毕生致力于向一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和高雅文化的霸权进行挑战，从而为非正统的、非主导的、非西方的文化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权利。中国，中国文化理所当然成了他们所关注，甚至认同的对象。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后现代理论内涵本身也决定了后现代思想家与中国的天然亲近关系。我们知道，尽管后现代主义内部众态纷呈，但作为本世纪末世界性的一股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它势必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绝对基础、惟一视角、纯粹理性、惟一正确的方法的否定，对现代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家长制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否定。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是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后现代文化的其他特征都是在这一否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现代性或曰现代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它迫使、诱使人们追求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对“同”的迷恋，对“异”的打压。这是最为后现代思想家所诟病的。后现代思想家眼中的中国其实就是“异”的象征，是“同”的西方所难以把握的，无法征服的。福柯就曾试图用鲍智所描述的“中国式的百科全书”来颠覆和抗衡现代西方的分类体系，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弄垮一切为人们所熟悉的现代思想坐标”。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生活本身是多彩多样的。没有谁的生活方式是惟一正确的，自然也没有谁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有西方的生活与价值，东方有东方的生活与价值。将自己的强加给他人就是一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多元论者。正如科布教授所说的：“成为后现代的也就是成为多元主义的”。因此倡导多样性，推重多元化，便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又一大特征。这与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多元化是相呼应的。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审美趣味的多样化。相应地，在思想上，后现代推重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东方的视角，中国的视角被看做一个异常宝贵的思想资源。 与多样性相联系的是开放性。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的封闭性。故步自封的结果往往导致夜郎自大。形形色色的“绝对真理”、“惟一方法”的出台便是这种封闭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后现代的开放性号召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待他人、尊重他人，随时修正自己，向更好的意见开放。 已故费正清教授的话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未来的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的权利和诉讼，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