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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在自我学中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主体际性世界”的建构问题。它的任务主要是运用现象学的方法，由“先验自我”出发逐步地建构起普遍的自然界、单子间的共同体和周围世界。从本质上看，胡塞尔关于“主体际性世界”的建构仍未超出近代主体主义的传统，即他只是在思维、意识中克服了思维、意识的主观性，并未触及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但另一方面，他在这里又力图在先验主体性的作用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关系，寻求自我与他我、与世界重新沟通的途径。
rper)，是我的一个综合统一体，因而只是我自身本质中一个不可分的规定了的部分。如果它是通过“共现”而起作用的，那么，它就会被我意识为一个前后一致的“他人”，并且首先就会与他的身体一起而被给予出来。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毕竟能谈论在我原初的领域中以在那里的模态，而在他原初的领域中并且对他来说又以在这里的模态显现出来的这同一个躯体呢？这两个原初的领域——我的原初领域对于作为自我的我来说是原初的，而他的原初领域对于自我来说则是共现的——难道不会被我不能实际逾越的一道深渊所隔开吗？究竟什么意味着：我获得了关于他人的一种原初的而非共现的经验呢？”[1](P124)这个问题就被胡塞尔称之为先验自我学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胡塞尔在这里首先是通过他所谓的意向对象的建构理论来回答这个“谜”的。按照他的意向建构理论，当我们意识一个对象，如一棵树、一朵花、一座房子时，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意识中把它意识为同一个对象，尽管这同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显现模态，既可以从前面、后面显现，也可以从左面、右面显现。然而，在意向性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显现映射都可以被我们意识为同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所以，在我们意识一个对象时，我们必须从意向对象的角度区分出真正被知觉到的那个部分和没有确切被知觉到但的确在那里的其余部分。 胡塞尔认为，当我们把这种一般的认识用于对某个他人的经验时，属于我原初领域的身体和在他我中建构起来的身体的认同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就变得清楚明白了。在这里，尽管胡塞尔也承认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能进入他人的意识中去现实地知觉他人的身体，但我们在事实上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或经验到那个在那里的他人的身体，主要是因为在我原初的领域呈现出了一个有着种种动机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除了能够作为一个原初的身体呈现之外，在它身上还同时具有了他人的身体这一层意义，也就是说，这层意义恰好是与它作为一个会动的身体这层意义同时“共现”(Appr
sentation)出来的。然而，这就意味着，这种经验所显现出来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一定是从属于那“共现”出来的同一个身体的统一体的。因此，在胡塞尔看来，我们所谓在那里的一个身体，与我们通过“共现”而获得的由他人的目光所投向的在这里的那个身体，实际上只不过是同一个身体（即“中心的身体”）的两种不同显现方式罢了，它既可以作为在那里的身体而给予我，也可以作为在这里的身体而给予另一个自我即“他我”。 那么，我又是如何把我原初拥有的自然界与在“他我”的知觉中呈现给“他我”的那个自然界把握为同一个自然界的呢？胡塞尔认为，我的原初自然界和被呈现出来的他人原初的自然界的同一性意义，也一定是通过对他人的“共现”和作为“共现”而必然具有共同作用的在场的统一体而产生的。借助“共现”，在对他人的知觉的意向本质中，就包含着：作为知觉者的我不仅可以区分出我的原初领域和当下化的他人的原初领域，而且可以根据其不同特点探寻到双重的意向作用层。这就是说，作为客观自然界的经验现象，它除了原初的建构层之外，一定还具有一个附加层，即一个根源于我对某个他人的经验的“共现层”，尽管这个共现层是不可清晰地直观到的。这就是说，自然客体在胡塞尔那里同样是以他人的可能的被给予性方式而获得的。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共现”、“移情作用”，才能理解自然客体（或“他物”）的意义。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胡塞尔在这里赋予了外在的自然界以客观的意义，但这种客观的意义终归是先验自我的移情作用的观念派生物，因而归根到底仍要依附于我自己的先验自我，它的形成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先验自我之间的和谐一致。相反，真正现实的客观世界却始终置于“括号”之中，属于被排除的对象。所以，他不仅没能摆脱唯我论，相反却更深地陷入到了唯我论的困境。我们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双重的错误”的批评在这里也同样适用于胡塞尔，即：一方面把感性的人异化为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将这个先验自我的意识作为绝对的尺度反过来把感性的世界自上而下地加以恢复和重建。[2](P161-162)这后一方面的错误在以下的论述中将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