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哲学系生产了大量的哲学博士，许多博士日后又成为哲学教师。在这些系科中，“分析哲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一个正经八百的研究生也许会这样看待过去50年的历史：直至30年代某一时期，美国的哲学尚未成形。其后，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大约50年前，多数美国哲学家都成了实证主义者。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是给哲学学科引入了“高度严格的标准”。哲学变得“清楚”，而且人人都要学点现代逻辑。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其他后果。现在我们知道，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所谓）中心论点是假的。按照通常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有意义的陈述，(1)要么是关于感知材料的可确证陈述；(2)要么属于“分析性”陈述，诸如逻辑和数学上的陈述。他们相信，综合性论断（即被他们视为与有关感知材料的论断相等同的经验性论断）与分析性陈述之间泾渭分明。他们并不懂得，有些概念是充满理论特色的；他们也不明白，存在着像科学革命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用完全非历史的方式加以处理。40年代末，W.奎因指出，一些本体论问题，诸如数是否确实存在，是有意义的；这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所有形而上学问题都是无意义的”的论断正好相反。这样做有助于实在论形而上学在美国的复活，尽管奎因本人（不无遗憾地）保留着一些实证主义偏见。此后不久，他就认为，分析和综合的区别是站不住脚的。后来，奎因又指出，认识论有可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我也力图证明对“观察项”和“理论项”的实证主义二分法是站不住脚的，从而为摧毁逻辑实证主义尽了自己一份力量。这就为充满活力的形而上学实在论铺平了道路，遗憾的是我在70年代中期放弃了这项努力。 在人们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信念的解释中，尽管不无真理成分，我们仍能发现某种曲解。这场运动充满复杂性。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认为，哲学可以撇开科学成果来加以研究。卡尔纳普曾盛赞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它提供了科学史对哲学不可或缺的范例），并竭力促成该书出版。这样的事虽然见诸文献，不过在“口述传统”中，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轻微的误解，它断言，逻辑实证主义在40或50年前已经居于统治地位。诚然，如果人们仅仅对分析哲学的内部发展感兴趣，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授为数不多这一事实，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原因在于，如今许多分析哲学家的观点，主要来自对这几个为数不多者的观点的批评。不过，如果我们对美国哲学这一部分的虚构的历史并不满足，那么当我们说逻辑实证主义占支配地位时，千万不要忘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时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其实人数极少，而且大多不被人重视。这里可以提到鲁道夫·卡尔纳普（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0年，连一个博士也没有指导出来），明尼苏达大学的赫尔伯特·费格尔，加州大学的汉斯·莱欣巴赫，大概还有其他几个人。这些人很孤立——卡尔纳普在芝加哥没有知识盟友；莱欣巴赫在加州大学也没有学术盟友。只有在明尼苏达，费格尔在那里创建了明尼苏达科学哲学中心，聚集了几个关键人物。甚至奎因，直至1948年默顿·怀特到系里来以前，在哈佛大学的系科里，也没有长期的盟友。在40年代，这些哲学家并不被特别看重。总之，40年代末大多数哲学家的经历，当今只有极少数分析哲学家能够认识到。当时的人们也许会讲述实用主义的兴衰，也许会谈论新实在论者，也许会谈及批判的实在论（由伍德·萨勒斯所倡导，其子威弗里德·萨勒斯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他们也许会谈论绝对唯心主义，这一主义尽管正在衰落，但仍有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并不看重实证主义。 我的意思并非赞同这样的判断：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运动，它不仅产生错误，而且孕育了真知灼见，完全值得后来者给予关注。不过，在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著作里，在约瑟亚·罗伊斯这样的唯心主义者的著作里，在新实在论者和批判的实在论者的著作里，既存在错误，也有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 与这一虚构的历史相对照，让我引述一下本人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经验。从1944到1948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没听说有哪一门课（除了由研究生西德尼·摩根伯瑟讲授的一门课外）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给予过多的重视。系里有一个不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威斯特·丘奇曼），此外没有任何人和某种哲学“运动”有关。从1948到1949年期间，我在哈佛大学也想不起来有哪一门课讲解过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不过，我估计，奎因和怀特讨论过这些人的理论。自1949至1951年期间，在加州大学，莱欣巴赫是惟一一位既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尽管他本人拒绝这一称号），又讨论过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授。哈佛有一位不算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即刘易斯，加州大学有一位杜威主义者，即多纳尔德·丕亚特。美国哲学，不仅在40年代，而且在50年代，就已经彻头彻尾地非意识形态化了。如果在个别系里有什么“运动”的话，那么也仅仅是由一两个人物所代表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哲学界盛行着一种运动；这一运动引以为豪的是，它不仅与此前的运动不同，而且与之视为相反的趋势（“大陆哲学”）有别。这种状况与我刚进入哲学界时的情况迥然不同。 1953年—1960年 对一门领域作跨度50年的概述，我打算继续利用自己的经验来描述这一系列转变。1953年我来到普林斯顿的时候，系里只有三个正教授。莱杰·伍德是系主任。几年内，它把格里高里·乌拉斯托斯和亨佩尔调进系里。他为把这个系从死气沉沉的状态扭转过来而采取的最初举措，是雇了四个年轻人，其中有我，还有从哈佛大学刚刚毕业的三个研究生。 尽管五年前我在哈佛做过一年的研究，但对这三位哈佛人的背景我一无所知。短短几年，哈佛大学的一群研究生，就已经把握了哲学的一般方向。这种变化似乎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默顿·怀特的影响。怀特在他开设的课程里除了指定阅读奥斯汀和斯特劳森的著作外，还奉劝一些研究生去牛津做上一年的研究。结果就是，牛津哲学来到了哈佛，这些年轻教师也得以与所谓“日常语言哲学”联姻。正如他们特别是在研读奥斯汀的著作时所理解的那样，这派哲学的主要观点认为，一旦哲学家，包括自称为“科学哲学家”的那些哲学家，如果允许自己误用日常语言，而且尤其是，把事实上解释不清的“专门术语”引入哲学的论题，那么灾难就会发生。哲学方法的问题跃居显著位置，成为我们主要的探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