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外哲学家对老庄的兴趣愈来愈浓，尤其是我们发现自20世纪后期以来，法国哲学家作为“一群整体”，竟然不自觉地靠近一种“隐学”，我把它看成来自异域的对老庄的新注。这种比照，绝非故意追求奇异。无论对道家还是对法国哲学家的“群体文本”，我的读解都不去强加于它们任何东西，读书的过程只是解出文本中隐而不露的东西。 这里关键要有一种自己的解读方法，因为读者都有自己的眼光，文中躲藏的含义不会自己出来。所谓不强加于作者及其文本，指读书时心境要空，没有任何偏见和前提。在这方面，我甚至不同意“文如其人”，文不一定像其人，有时知道作者反而影响阅读效果。所谓文本皆有隐蔽的含义，是指作者的意向与文本意义脱离，后者往往是不经意的，下意识的产物，还需要有解读者帮助“出来”的意义而成为另一种创造过程的源泉。从道家看20世纪后期以来的法国哲学、我感受到这样的“源泉”，它流向异域，国内哲学界和文学界尚未开恳的处女地。 《老子》可谓博大精深。在汗牛充栋的注释中，说出一个“真”老子吗？没有，老子是不可注释的，它为“虚”。以至于说得越多，离它的本意越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两句都是说语言无用。为何无用呢？因为“道”为“隐”：老子讲道说：“视而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道”不是“明”，而是“昧”，眼见不到，耳听不到，手摸不到，它为没有物的“物”，没有形的“形”，渺渺茫茫，恍恍惚惚，故“深不可识”，“旷兮其若谷”。总之，与俗世的感觉和认识相隔离，任何“俗人”的注释都不可认识“道”，老子谈到三点，即它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故曰“神秘”。“致虚极，守静笃”，这种“消极”似主动的逃避。老子有未吐之言，即他实际上在隐／显、虚／实、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视／可见、可听、可视之间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这种情形，庄子又以优美的古代散文和寓言加以描述。庄子语言中时时隐含着这条界限，如果说老子像哲学家，阐发了“道”为“隐”，庄子更像艺术家，常滞于“道”为“梦”，并与“醒”相混淆，如著名的“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就是“道”的境界，它与俗世“隔离”。庄子的许多话其实是站在俗世派别（如儒、墨家）之外批评它们，庄子也是对“俗世”不感兴趣的旁观者。以此观之，庄子的许多貌似隐晦的话便可迎刃而解了。“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这里，攻击的目标为是非之判断、推理，执于是非之概念，各执一“主义”，而在庄子眼里，它们实为“一丘之貉”。庄子常以无法究明为由将其“置之度外”，他对“美丑”，“大小”，“长短”，“聪愚”取同样的态度，即取笑“认识”，将其归为无知，只有梦（醒亦为梦）为快乐，心空而神游。 “现象学”的态度是老庄的。换言之，此句中“现象学”亦可换成“当代法国哲学群体特征”：当代法国哲学的重要背景是现象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勾勒出现象学运动的轨迹，循着现象学的幽境，我们可追寻萨特、梅洛－庞蒂、福柯、列维那、德里达、克莱齐奥（注：Le Clezio(1940- )，法国当代著名文学哲学家，被欧洲评论界誉为“当代萨特”，其代表作《笔录》(Le process-verbal)和《沙漠》(Desert)曾获法国文法大奖。这两部作品均已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的足迹。但是，我们好象未曾真正进入“现象学”的谜宫，因为我们一直在误区。其实，追问胡塞尔的动机，现象学并不是“显”学，不是“自然之镜”，它是“不可见”的，因为胡塞尔以“括号”把自然态度（俗世态度）悬搁出去，它不是俗世所见，所听，所触（不是经验心理学的描述）（注：胡塞尔：“现象学排除一切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感受和判断的自然行为，关于感觉判断的描述心理学陈述使用这些术语指在实际的自然序列中的生命有机体的真实状态”。见《逻辑研究》第2卷（英文版），第261-262页。），它实为“隐”学，这是一条“归隐之路”。 我们可以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Etre et neant,Gallimand,1943.以下只注该书页码）读成“存在”即“虚无”，这是“隐”的阅读与理解方式，它为"absence"（缺失），而非"présence"（在场，存在），不借助对象的“充盈”(plénitude)。这是萨特式的“加括号”（现象学术语），引“视而不见”之意。“虚无”即“没有意识”，在“理性之外”。它暗喻“自由”，无法判断它，它蕴含着所有纯粹的可能性，而庄周与胡蝶交互为梦不妨可作为萨特与庄周境界连接的注解。“道”、“虚无”归隐、不可言说。但熟未曾言之？老庄、海德格尔、萨特无一幸免。“言”即让“隐”的出来。“出来”的无形，不可见，但并非概念（概念亦不可见，这两种“不可见”之间存在着细微的但又是“本质”的差别），所以称其为“诗”或“逍遥游”，中国古代又称其为“玄”，它又是胡塞尔所谓“空的意向”（尚无对象或概念填充之）。萨特称“对存在的悬搁(suspension)是不可名状的，它在意识之外”（第63页）。可是，描述这样的“隐”毕竟不可能，这样的自由让我们不安，我们只熟悉“显”。萨特从这个困境解脱的办法是对“显”不动心：“使动机无效是自由的条件……动机只能作为显(apparition)出现”（第69页）。为悬搁动机，萨特欲回到反思前(préréflexif)的状态。我们同样从庄子读到：“至道之精，窃窃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故我终身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注：庄子《外篇》。）这似一种“死亡”状态，寂然不动，生机只暗藏，深不可测，无损蚀故无俗世之老。庄子的境界是“浮游，不知所术，猖狂，不知所往”，故“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漠然无魂，浑浑沌沌”（注：庄子《外篇》。）。道不可说，“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注：庄子《外篇》。）。一道出便“俗”，在萨特这里，说出来便回到自我意识，就存在，就“显”。与笛卡尔不同，萨特的灵感不来自“我思”，而来自“焦虑”：他滋生出对意识的“恶心”，一种惊世骇俗的冷眼旁观，故有他的文学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