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2-0139-04 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华中大学已故校长韦卓民(1888-1976)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一辈学人。他在中外哲学史、逻辑、教育和宗教神学等领域中均有很深的造诣与丰硕的建树。他留下近百部（篇）达七八百万字的中英文遗著中，关于康德哲学的占二分之一左右。 60年代初韦先生给我们中青年教师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时，我作过他的学生；90年代初又参与“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的工作。因此，谨就个人所知，对他研究康德哲学的建树介绍一些情况。 一 韦卓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我初步体会有如下几个突出的成就和特点： 第一，西方哲学史上，韦先生着重研究了四个人，即亚里斯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关于这四位哲人，他均有遗著留下，但花时间最长，耗精力最多的乃是康德，从而使他在关于康德哲学的遗著方面，数量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他认为康德是马克思以前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最关键人物。因此，研究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人不管谈什么哲学问题，都必须追踪到康德。记得他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时，我隐约地觉察到他讲康德时经常流露出一种激情，这是他讲黑格尔时所没有的。他曾向王元化先生进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超过黑格尔。当然，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他在称颂康德的同时也不得不从政治角度斥责过康德几句，这是可以理解的。 韦先生在1957年突遭厄运后，从居住几十年的校长楼中移居一间斗室，工资陡降，生活条件急剧变差，但他从容对待，一心扑到康德等人的研究上，到“文革”前，数年内以惊人的速度译出有关康德的专著竟达10部，共300余万字（同一时期，韦先生还撰写和翻译了四本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100万字左右）。这是他在康德的研究中成就最多的时期。商务印书馆慕其名向他约稿，由于“文革”爆发，只出版了4部。此后10年，这位耄耋老人在蹲牛棚、下农村、挨批斗、受凌辱等更为恶劣的境遇中仍念念不忘康德、黑格尔，笔耕不辍。在那令知识分子濒于崩溃绝望的岁月，他鼓励难友说：“要有信心，做学问不能停下来！” 第二，他认为，要真正认识康德哲学一定要读原著，特别是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是康德哲学思想的精髓，故康德哲学又称“批判哲学”。韦先生曾著文专门分析“三大批判”的前提、基础和背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三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批判》是重中之重，代表了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五六十年代，他在“康德哲学讲座”上，主要讲的是《纯粹理论批判》。他着重分析了该书的主题思想“验前综合判断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一命题的理论来源、内容实质和解决途径。他为了帮助国内学子更好、更深入地学习这部名著，决心知难而进，重新翻译这本最难读的书，以克服当时已有的两个旧译本中不实、不妥的缺陷。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两位英国学者讲解《纯粹理性批判》的两本专著，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蒲·斯密）和《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H·J·裴顿）；特别在“文革”前夕，翻译了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撰的简写本《一切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都说明了他对这一名著的异常重视。 韦先生对整个康德哲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寻找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探讨“批判哲学”的形成背景和条件。他认为在“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已可窥见“批判哲学”思想的萌芽及产生的过程，并确定“批判时期”与“前批判时期”的界碑，从而把两个时期有权地统一起来。根据韦先生的见解，科学家康德是哲学家康德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哲学大师康德，也就没有宏伟的“批判哲学”体系。 第三，韦先生关于康德研究的遗著中，大部分是译著。在翻译康德的哲学著作中，他突出的特点是：把研究寓于翻译之中，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他的研究过程。多年来我参加整理他的遗著，对这一特点的体会愈来愈深。当年听他讲康德、黑格尔哲学时，对一些重要概念、词语，他总是反复地从结构、词根讲到语义，从英文、德文追溯到拉丁文，那时觉得他有点“咬文嚼字”、“烦琐考证”，后来，才逐渐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和深刻。下面两个例子，从一斑可窥全貌。 例一：上文所说的“验前综合判断”中“验前”一词是康德常用的一个拉丁文"a priori"的中译。过去有人曾译为“先天”，韦先生认为是错误的，因为"a priori"在拉丁文中并无“与生俱来”之意，康德用这个词更无此意。韦先生在译此词时，先译为“先验”，后一再琢磨，觉得也不妥当。因为在康德著作里多年来已用“先验”来译德文的"transzdental"，如果再用它来译a priori，就混淆不清了。于是他反复推敲，最后决定创造一个崭新的词语“验前”来译"a priori"。从字面上看，二者似无甚区别，实际上却不大相同，“验前”更符合康德的原意。韦先生在“文革”中曾专为此写过一篇文稿给我看过，可惜，当时正“兵荒马乱”，我实无心拜读，如今人亡稿失，悔之晚矣。 例二：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说康德是个反对科学知识的信仰主义者，说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过：“我否定知识，以便给信仰扫清地盘。”韦先生认为，这根本不是康德的原意，这句话应译为“我要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上两处重点都是本文作者加的）。即用“扬弃”代替“否定”，用“信念”代替“信仰”。“扬弃”乃德文"aufheben"之译，其含义较复杂，意指“把某个东西从不属于它的领域中排除，抓住它、保存并加以发扬提高”，英文错误地译为"deny"，国内有人据英文而译为“否定”，跟着别人犯错误（注："aufheben"在各国文字中均无恰当的词来译。抗战时期，我国曾直译为“奥伏赫变”。当时我还在读中学，不解此词的含义，误以为是“辩证”之意，但总还没有误为“否定抛弃”之意。前苏联学者古留加在《康德传》一书中说，俄文有的译为“消灭”，有的译为“限制”，他本人则译为“抬高”。实在有点混乱了。当前，国内不少人赶时髦，把“扬弃”当作“否定”，“抛弃”乱用，实在遗憾。）。至于“信念”与“信仰”，韦先生说，德文"glaube"一词在康德著作中，如果论述一般问题时是指“信念”，而只有专门讲宗教问题时，才指“信仰”。康德在这里谈的并非宗教方面的问题，故应译为“信念”。可见，康德既未否定知识，又未给信仰扫清地盘。这样，韦先生更正了两个词语的误译，为康德在中国的“错案”平了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