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1)02-0012-06 按最流行的见解，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被划分为三大基本形态：本体论形态、认识论形态和语言论形态。从古希腊到笛卡尔、康德以前的哲学属于本体论形态：哲学家们的所有研究都是在诸如“世界的本源或基本要素是什么？”“变中不变的实体是什么？”这样的基本语境下展开的。从笛卡尔和康德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第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研究由本体论领域全面转入了认识论领域：“我们真正确实无误地知道什么？”“认识怎么可能或怎样发生？”之类的认识论问题取代了以往的本体论问题。自20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号称进入了“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亦即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哲学探究的触角伸向了语言的王国：各种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当然也包括一些“认识论化”了的本体论问题）全部撞碎为关于词汇、句法、语义、语用、能指、所指、结构、意义等等的条分缕析，并且在这种条分缕析中不同的流派或思潮相互间又打得人仰马翻。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的起落，西方哲学逐渐完成了由认识论形态到语言论形态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转向。 毫无疑问，三大基本形态只是关于西方哲学历史的一种极为粗糙的分类；西方哲学精神的演历要比任何分类图式都复杂得多（注：实际上，每—哲学发展阶段均有此三大形态“共时”的并存状态；“历时”意义上的三大形态，只不过是对“哲学主流”的不甚精确的表述而已。）。不过，事情的本质不在于分类形态本身合不合理或能否涵盖整个西方哲学史，而在于我们能否倾听和应答蕴含在这种粗糙的分类本身深处的意义之召唤。 显而易见，从西方哲学所大致经历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三大历时形态中直接浮现出来的现象，是哲学思考之对象的流变：由对“世界”的思考转向对“认识”的思考，再由对“认识”的思考转向对“语言”的思考。两次“转向”都被誉为哲学思考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逻辑上讲，思考对象的流变并不必然对应思考自身的质变。“世界”、“认识”、“语言”作为思考的对象，其本身是并列平等的。在这些对象之间转来转去，只不过是思考内容的改变，而这并不必然导致思考本身即思考本质的“革命”。因此，“转向”这个词虽然企图命名哲学思维的某种革命，但它真正说出来的东西却恰恰对这种革命形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遮蔽。正像哥白尼革命的实质不在于由“地球中心”转向“太阳中心”一样，倘若两次“转向”确系哲学思考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革命”之成其为“革命”，其实质也必然不在于思考对象的外在“转向”上。 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对世界的认识转向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认识，这其中真正发生了革命的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关于对象的认识”。换言之，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革命，其实质不在于哲学认识的对象之嬗变，而在于关于对象的哲学认识之嬗变。“认识”这个词不像“桌子”、“杯子”、“水壶”那样的名词，命名一种摆在那里的既定的、现存的、完成了和封闭的存在者。认识之成其为认识，首先就在于它根本不能还原为任何一种“存在者”。“认识”就是认识的发生，认识的展开，认识的过程本身，认识的“认识存在”。如果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将认识作为一种“存在者”来言说、审视和研究（注：将存在“对象化”或“存在者化”作为人类认识的主流路向，似乎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参见拙文《宗教之思的意义境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那么我们就必须时刻警戒自己：被作为存在者来命名的“认识”，不仅事实上是未完成的、“能在的”和开放的，更为重要也更为本质的是，“认识”就是认识自身的“到场”，虽然认识只能在对于认识之对象即对对象世界的认识中到场，但作为对象的“认识”与作为外在对象的“世界”，却不是比肩并列的两个现存的对象领域。因此，所谓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由关于对象世界的认识转向对这种认识的认识，这绝然不是在两个平列的对象之间的“转向”（比如由对“经济”的认识转向对“政治”的认识）。如果说本体论认识着对象世界，那么认识论便认识着本体论，认识着关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后一种认识论层面上的认识不但包含或吸收了前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认识，而且使所谓“本体论”真正“过时”，并在与本体论的视界融合中开辟出人类认识的一条崭新的可能路向。 有如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革命一样，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革命，其本质也不在于哲学认识对象的嬗变。把探究的目光从作为对象的认识转向作为对象的语言，这种在对象间的平行转移并不必然是一场革命。事实上，转移本身只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革命带出转移，而非相反。在认识论中，哲学言说着认识。这意味着，落在哲学的追问、探寻、思考、理解、分析和阐释的视野之内的是作为被言说者的认识，而言说本身，即作为言说者的语言却尚处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一旦作为言说者的语言从言说本身中被剥离出去成为被言说者，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便发生了。假如说认识论言说着本体论，语言论就言说着认识论。正如第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一样，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也经过与认识论的视界交融从而开辟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