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1）—01—0053—05 尼采在其自传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1] （P12）强调他和政治之间的对立关系。众所周知， 尼采极少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一般都认为尼采言辞的模糊性既和他的修辞战略相吻合，又和他的精神气质相一致。但这种模棱两可的特点带来的是人们对其政治观认识上的巨大分歧：对于支持者来说，上述反政治声明是尼采静悄悄地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宣言；而反对者则认为这里暗含有尼采非理性地解构或摧毁政治的倾向。这种出世／入世或山林／庙堂对立虽然各持己见，但都是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又都应用“反政治的”术语来探究尼采政治思想。如果联系到尼采和二战期间纳粹的特殊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长期的偏见，明确地分析尼采语境中“反政治的”一词的含义尤为必要，因为这是我们处理尼采研究中尼采和政治关系问题的关键之点。 一、尼采政治观解读的两种倾向和反主题立场 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将尼采归入存在主义哲学家行列， 认为“尼采生活和思想的主旨”是“追寻超越现代世界之上的自我完美性，追求反政治的个性”。[2]（第412—413 页）但正是这些尼采反政治思想的支持者常常提及尼采和瓦格纳之间的政治冲突，并论及了尼采反对德帝国主义和抨击反犹主义的立场。因此考夫曼又不自觉地将尼采卷入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当中了。更为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只承认尼采政治生活中那些与支持者的价值观和政治观相一致的方面。这样他们就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尼采的政治观，也就不能真正参与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对话。李奇塞姆（George Lichtheim）是尼采思想最激烈的批评家，他将尼采遗著直接和法西斯主义连接起来，认为若非尼采，希特勒的党卫军和法西斯主义核心人物就不会有激情去执行他们的乱世计划。这种论点拘泥于尼采思想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未能注意到尼采对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批评。他们运用后尼采时代的历史事实去证明尼采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这说明他们未能严肃认真地研究尼采和他所处时代的政治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奇塞姆最终将尼采的政治思想草草处理。他警告说不要去调查尼采思想中不存在的主题即尼采的政治思想。[3]（第235页）其结果是， 尼采政治思想的批评者将尼采流放到其自身时代之外，而捍卫者则将尼采政治思想有意拔高了。因此，为纠正上述“不及”与“过”的片面性，我们将尼采置放于他参与其中的1848—1888年这段时空中并加以反思。 尼采并不否定思想家应当为历史事件担负责任，他坚持从雅典的衰落去理解苏格拉底思想。他认为希腊人的高贵被贱民——苏格拉底是其典型——用辩证法取消掉了，这种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否定活动肇始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因此苏格拉底要为人类的衰败、颓废承担责任。由此尼采也同样要为后尼采的德国灾难担负一些责任：在20多岁时，他不仅亲历而且参与到德国民族国家的型塑活动当中；他甚至满腔热情地支持瓦格纳的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准备花费余生去思考欧洲的未来命运。但是尼采与政治的关系易于变动，绝非始终如一。这与他倡导的“反主题”（anti-motif）立场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立场最终将他自己导引到和第二帝国政治实现相互冲突的局面之中。尼采反主题立场贯穿尼采一生。将尼采定位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氛围中就是要去把握住他如何运用他所谓的反主题立场：这一立场如何控制了他对多变的政治事件的反应？如何阻挠他脱身于政治之外？如何促使他将政治纳入到思想视界之内？又如何将其散文体文本政治化？ 二、“反政治的”与尼采的“反政治” 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使用带“反”（anti）字的词汇主要有：“反基督”（antichrist）、形容词“反基督的”（antichristian ）以及与前两者相对应的“反教皇”（antipope ）。 “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一词直到近现代才有。 该词在宗教战争期间开始出现。当时的政客们为捍卫世俗政治实体这一新理念，将那些固守神权政治观的人的思想及其活动称之为“反政治的”，例如18世纪的托马斯·潘恩曾贬斥当时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伯克（Edmund Burke）为教会国家的捍卫者，因而是反政治的。在19世纪晚期，该词被政治科学家们所采纳，仍旧指称保护世俗以防范新的对政治自治权的威胁。可见，此时“反政治的”一词具有消极的含义，它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早期阻碍社会历史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宗教势力的反动性。尼采借用了“反政治”一词，但赋予该词以积极的意义。 在尼采看来，政治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侵略性力量，其目的和功能在于规范整个社会生活。因此，政治让尼采强烈的感受到国家的危害性，国家具有同化和宰制民族文化生活的强大力量。据此，尼采指责政治危及文化生活，号召人们去反抗和抵制危及文化生活的政治。 尼采的反政治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瓦格纳的攻击上。在尼采眼里，瓦格纳的最大失误在于他相信文化和国家能和平共处，认为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能再生文化。尼采早期还愿意和瓦格纳共享这些思想，但他后来成为一名瓦格纳主义背叛者。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