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 （2001）01—031—03 哲学文本中有隐喻吗？什么形式？什么程度？它是本质的？还是偶然的？如此等等。我们的自信一下子消失无踪了：隐喻似乎牵涉到哲学语言在它整个领域中的用法，恰如所谓的自然语言在哲学话语中的使用。”（注：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芝加哥1982年，第209页。 ）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一文开篇便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他试图以隐喻为突破口，对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他认为，哲学与文学本质上都是符号的系统，其差别仅在于文学坦率承认植根于隐喻和修辞，愿意并且能够反思为它所用的各种文体，而哲学虽然说到底也是隐喻和修辞的产物，却总是自以为超越了文本的隐喻结构，在与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直接交往。 德里达赖以解构的主要论据有：一、哲学概念的确立常常依赖的是已经过时的或已被遗忘的隐喻；二、哲学家在论证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一方面大肆攻击隐喻，另一方面又使用了大量的隐喻来作阐释，而恰恰是在使用隐喻的地方，总会有些“出其不意的妙语”出现；三、哲学文本中修辞与逻辑处于一种复杂的张力关系之中，往往隐喻的使用导致对文本的背离；四、在许多的哲学文本中，他发现哲学家们——从柏拉图到胡塞尔——虽竭尽全力却没有成功地压制哲学理性话语中的修辞学。 针对德里达的这些观点，我们不由要问：哲学家们所攻击的隐喻与德里达赖以解构的隐喻是一回事吗？应该怎样看待文本对隐喻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能否作为解构的根据？我们的讨论先从“隐喻”的界说谈起。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phora’，其词源‘neta ’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是传送。 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隐喻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涉及的对象也可变化多端，然而这种转换的一般程序却是完全相同的”。（注：[英]泰伦斯·霍克斯：《隐喻》，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霍克斯的定义基本上道出了隐喻最本质的内涵，在这里我并不想在各种隐喻理论中为隐喻定义纠缠不休，基于本文的宗旨，我将从如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隐喻。 首先是认知意义的原根隐喻。“原根隐喻”一词源自卡西尔，他在《语言与神话》一文中把人类文化初期关涉于“语言——神话”的隐喻在理论上定义为原根隐喻，“当原始初民操用语言指称、命名这个此在感性世界时，语言与隐喻同步产生了”（注：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 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可以说，隐喻是人类操作语言进行意义交流与意义转换的基本思维形式，因此，人类语言的思维在本质上是隐喻式思维。卡西尔尚滞留于原始语言，而随着现代语言学、认知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近乎一致的判断：“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体系，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历、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注：转引自李明洁：《图式理论与隐喻中“相似即同一”说》，《修辞学习》1997年第6期（8～9页）。 ）在认知范式的研究中隐喻已成为焦点，它被认为在人类认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处于人类独有的认知能力的心脏部位，负责意义的产出、传送和加工”。（注：转引自赵彦春、黄建华：《隐喻——认同词典学的眼睛》现代外语第 23 卷2000年，第2期（151～162）。）。 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玛丽·赫西也是在这个层次上谈到“理论概念在本性上是不可还原的隐喻式的，因为只有隐喻才能把最抽象的概念和日常生活的现实通过一种结构相似性联系起来”（注：曾天予：《科学和哲学中的后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14页。）。在这种意义上， 科学解释只能被理解为对现象领域进行隐喻式的再描述。这样我们也不会惊讶于最严密、最精确的科学语言中会存在着这么多隐喻：无线电波、计算机病毒、信息高速公路……所以德里达“利用它（哲学文本）的语言潜力，挖掘、强化或推进背离常规的，比哲学本身还要古老的隐喻资源”（注：转引自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德里达》，昆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19页。）是不足为奇的。哲学概念常常依赖的那些已经过时的或已被遗忘的隐喻是有其认知合理性的。正如S·I·Haykawa 所说：“隐喻或许是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语言藉此发展、变化、成长，并适应我们变化中的需求。当隐喻成功时，它们便死亡——即：它们成为我们普遍语言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再认为它们是隐喻了”（注：转引自胡曙中：《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346页。）。在交流中获得成功的原根隐喻往往成为亡隐喻，逐渐在各门学科中获得了相对固定的涵义，哲学文本对这类原根隐喻的依赖更是无可厚非的。 德里达所持的隐喻观与他所论及的哲学家所持的隐喻观不相同，哲学家攻击的隐喻往往是局限于诗学、修辞学等领域的作为修辞手段的隐喻，即所谓修辞隐喻。早期人们大多是从这个层次来研究隐喻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隐喻定义为对借来之词的使用，并将隐喻分为四类，即从种借来用于属、从属借来用于种、从属借来用于属以及使用类比。总之，修辞隐喻不外乎“用此言彼”。用现代认知模式——图式理论可以清楚的解释隐喻的产生：“图式理论认为任何认知不是在零点产生的。认知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与我们已知信息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已知信息是具有一个有序结构的认知范型——图式，可看成由若干元素或成分按一定关系形成的某种刺激结构；人们接受外部信息就是与已有图式进行匹配的过程，如果新信息的特征与已有图式只在其中几个刺激点上相同，那就形成部分匹配，若人的认知着眼于共有特征而尽量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倾向于将相似关系处理成同一关系，隐喻便产生了。”（注：转引自李明洁：《图式理论与隐喻中“相似即同一”说》，《修辞学习》1997年第6期（8～9页）。 ）原根隐喻可以说是获得相对固定性的匹配，而修辞隐喻专注于图式之间所有可能的匹配，随着认知的深入与发展，在可能的匹配→相对固定的匹配→新的可能的匹配→……的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隐喻，这样就越来越丰富了人类的语言。由于匹配者之间的不完全同一性，修辞隐喻从根本上说是多义性的，所以在非专门研究图式可能匹配的学科中应以已获得的相对固定性的匹配为基础，否则基本概念处在变动不居中，学科就难以维持自身同一性及发展。不过它们可以从修辞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语言，使之在本门学科中固定下来，获得确切的含义。比如科学概念中的许多术语，诸如波、粒子……便是这样形成的，首先通过隐喻从其它领域接受一种描述，然后再与术语在原来领域的用法分开而成为独立概念，具有了特定的意义。 所以，修辞隐喻的研究对进一步深刻理解原根隐喻，挖掘语言中潜在的丰富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但既然修辞隐喻是研究可能的匹配，能用“是”将匹配二者联系起来，能用“彼物”代“此物”，就要依赖于匹配的可能性，也即可能的相似性。修辞隐喻并不是可以任意地将二者联系起来，虽然由于种种因素使有可能的联系错综复杂，难以寻觅一个统一的规则，但也要以一定的认知合理性为基础。无论是从语义角度研究的塞尔，还是从语用角度研究的戴维森，都认为隐喻语句具有其严格的字面含义，为了理解隐喻，必须要理解隐喻语句的严格字面意义。字面义说到底来源于人们认知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得到公认的匹配。如果试图重新构建的匹配与之相差千里，甚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或完全相反，这样的匹配在认知上便是没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