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扩展到许多细节上去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细节上的、实证性的研究方式已经阻碍了研究者对远为重要的、前提性问题的反思。近代西方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分期和相互关系就是这些前提性问题中的一个，因为人们不得不在哲学史分期的话语框架中来思考各种具体的哲学问题。很难想象，一个研究者对哲学史的分期一点都不了解，却能对具体的哲学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说明。我们发现，不少研究者随意使用“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或“当代西方哲学”这样的概念，并从一种不可靠的、主观主义式的价值选择出发，任意地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论断，但很少有人在开始自己的研究活动之前，冷静地对这些概念的含义和关系作出深入的反思和明晰的界定。由于这种随意性到处泛滥，人们对近代西方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分期和相互关系的理解完全被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这种局面亟需加以改变。事实上，厘清“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和相互关系，不但会使我们对西方哲学史、甚至一般哲学史的分期问题获得新的识见，而且也为重新理解西方哲学精神的实质及其演化，乃至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和说明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关于近代西方哲学史分期的反思 西方史学家和哲学家最先提出了“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方法。在这一历史大框架下谈论问题时，“古代”和“中古”的概念常常是固定的、静止的，“近代”概念则不断地膨胀着，一直延伸到今天。有些西方学者为了遏制“近代”概念向今天的无限延伸，曾经提出了“最新的时代”的概念，以便给“近代”概念划定一个下限。但正如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所说的：“‘最新的时代’（NeuesteZeit ）的表述使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形是多么绝望和可笑”（注：OswaldSpengler: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München,1923,s.26.）。斯宾格勒看到了上述历史分期方法的局限性，但却苦于找不到另一种方法来取代它。在斯宾格勒之后，“当代”概念渐渐风行，其实，这一概念在含义上与“最新的时代”一样含糊不清。 汉语中的“近代”、“现代”和“当代”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在含义上是有差别的。 西文中的contemporary在汉语中一般译为“当代的”，这一点在中国学者中似乎无多大分歧，但西文modern在汉语中既可译为“近代的”，也可译为“现代的”。有趣的是，中国学者在使用“近代的”或“现代的”这样的汉语表达方式时，常常赋予它们以不同的含义。按照中国学者的理解，一般说来“近代”概念指称的时段要长于“现代”概念，而“现代”概念指称的时段又要长于“当代”概念。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概念时，“近代”概念常常蕴含“现代”和“当代”概念，而“现代”概念则常常蕴含“当代”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概念的不清晰并不会引发什么问题，但一旦人们把这些概念无批判地引入到哲学史研究的领域中，问题便产生了。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西方学者们对“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所指称的历史时期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同样地，他们在对西方近代哲学开端的确定上，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即把笛卡尔视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开端。罗素就说过：“若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通常都把他看成是近代哲学的始祖，我认为这是对的。 ”（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9页。）但在如何确定近代西方哲学的下限，亦即近代西方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时，他们的见解就见仁见智，迥然各异了。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还没有使用“当代哲学”的概念，他只是在“近代哲学”的最后一篇中，列入了以耶可比、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为代表的“最近德国哲学”部分。由于黑格尔逝世于1831年，他以这样的方式论述近代西方哲学的下限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梯利在其1925年出版的《哲学史》中，进一步把黑格尔及黑格尔以后的19世纪哲学和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统统纳入到“近代哲学”的大框架中。尽管梯利对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的思想的论述比较客观，但遗憾的是，他在他生活和工作的时代仍未能确立“当代哲学”的概念，并把它引入到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罗素在其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中虽然叙述了“当代”（the present day，即他所理解的20 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哲学家如柏格森、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思想，但他与梯利一样，也把这些20世纪的哲学家统统纳入到“近代哲学”的大框架之中。这充分表明， 他从未对西方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作过认真的思考。 此外， thepresent day这一从日常生活中借用过来的、 非规范性的概念也不适宜于表达哲学史上的某个阶段。 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谁最先引入contemporary（当代的）这一规范性的概念，从而对modern（近代的或现代的）这一概念的下限进行确定，对此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才能下结论。不管如何，我们发现，contemporary这个词在二战后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已逐步上升为一个基本性的概念。 波亨斯基（I.M.Bochenski ）在1947 年出版的Europaei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注：此书名英译为Contemporary European Philosophy，出版于1956年，这里的德语名词Gegenwart作为第二格，相当于英语中的形容词contemporary， 其汉译应为《当代欧洲哲学》。）一书中，主要叙述了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罗素、克罗齐、柏格森、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哈特曼、 怀特海等人的思想。 他把“当代哲学”（contemporaryphilosophy）的概念与“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的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他指出，近代哲学“就是1600—1900年期间的哲学思想”（注：I.M.Bochenski: Contemporary European Philosophy,London 1957,p.1.）。他也坦然承认，当代哲学是不容易下定义的，他的基本思路是把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重要哲学著作的思想家列入当代哲学的范围之内，所以他这样写道：“我在这里涉及的当代哲学的阶段，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延伸到现在”（注：Ibid,P.29—30.）。他所谓的“现在”（the present），也就是他自己写这本书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