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一百年：人类自身认识方式的变迁

      一

      百年或千年只是一个偶然的、约定的时段划分。思想的发展速度和节奏当然不会因为某个世纪或千年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治思想史者所顾及的大都是思想的分段而非时间的分段。其所以在这里谈论西方哲学的百年，乃是因为在一百年以前，亦即在1900年前后，一连串事情的发生促使我们将世纪的交替与时代精神的变迁或思想范式的更替联系在一起。

      很明显，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哲学教授们在拿着讲义走上讲台时，他们的心境与信念与今天的哲学教授们是大相径庭的。只要看一眼在上一个世纪交接点上的哲学文献就可以知道，那时的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总体上处在一种内向的、反省的精神氛围中。如果撇开在世纪交替前后接近并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的印象派艺术不论，哲学与心理学的领域在此时期几乎无法分离地融合为一体。在这个方向上例如可以读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1901年）、弗洛伊德的《释梦》（1900年）、克罗齐的《精神哲学》（1900／1919年）、冯特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等等。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可以读到如布伦塔诺的《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874／1911年）、马赫的《感觉的分析》（1885年）、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1896年）等著述，而在此之后还有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1910年）、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1929年）等重要文献相继问世。这些巨著对文学的影响很快便通过带有柏格森背景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带有马赫背景的穆西尔之《无个性的男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作品体现出来。

      心理学或意识哲学的趋向代表了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思想史的延续，而这段有四百年之久的思想史主要是由“对自身意识的启蒙”（注：E.Tugendhat,Selbstbewu β tsein und Selbstbestimmung.Sprachanalytische Interpretationen,Frankfurt a.M.1993, S.293.）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自身意识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近代哲学问题的最小公分母（注：M.Frank, "Fragmente einer Geschichte der Selbstbewuβtseins — Theorie von Kant bis Sartre",Selbstbewuβtseins—Theorie von Fichte bis Sartre,hrsg.von M.Frank,Frankfurt a.M.1991,S.508f.）。上面所列出的上一个世纪之交的若干精神学和意识哲学文献，仅只是对当时思想状况的一个脚注：它说明那时的时代精神仍然处在近代思维的总体取向之中。

      然而社会心理的变化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实在可以说是相当疾速的。今天我们已经有理由谈及“范式”的变换。哲学界通常将此变换称作“语言的转向”或“交互主体的转向”。在《二十世纪：一个过渡的时代》（注：此文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上。 ）的文章中，我已特别指出近一百年来在思想领域中发生的变化，以此来确定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哲学所具有的过渡性质。而在此后进行的“自识与反思”的研究中（注：此项研究已经完成并交付出版社。本文是在此项研究“结束语”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我也多次提到了许多当代思想家对这个过渡性质的各种领会和指明。例如在图根特哈特看来，这是由认识论或意识哲学范式向语言哲学范式的过渡，或从“观念的看”的思维模式向“语言的听”的思维模式的过渡。哈贝马斯也认同这个说法，并将这个表述概括为“从对意识事实的内省分析向对公众可达及的语法事实的重构分析的过渡。”（注：J.Habermas,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Philosophische Aufstze,Frankfurt a.M.1988,S.31.）阿佩尔则将它称之为“哲学的形变（Transformation）”，以及如此等等。我们如今显然已经不处在一个将目光关注与个体的心理、精神或意识的时代，而处在一个把话语集中于交互主体的语言、行为、身体的时代。这样一种特征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施本格勒的历史考察：他曾把文化人的特征定义为内向的，

      把文明人的特征定义为外向的（注：O. Spengler,Der Untergang des And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München 1972,S.51.）。但我们在这里并不想用这个价值判断来评价这个百年历史的进程，而宁可用“范式转换”的概念来对它进行中立的审视。

      二

      尽管身处一个社会哲学或语言哲学的时代，笔者在这里所要讨论的主要方向却仍属于意识哲学的范式。二十世纪哲学的过渡性质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看仍然处在西方哲学自身意识理论的整体传统范围以内。在上面提到的“自识与反思”的研究中，我曾试图去把握一条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直至当代思想界的先验发展线索。这条线索在本世纪初还代表着思想主流，在世纪末时已经处在支流的位置上。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将与笔者类似精神努力称作“不合时宜的思考”。这个思考的本意既不在于对某个特定问题的解答，也不在于通过逆向的思维运动来图谋对时下的流行范式做可能的扭转。研究者的意图是很简单的：梳理一个问题的发生和发展的思路轨迹，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哲学中的“自身意识”问题。由于“意识”概念的多义和宽泛，这里所讨论的“自身意识”之含义也必定会具有相同的特征，例如它甚至可以将“反思”的意识类型也包含在自身之中：反思也是自身意识的一种。因此，对自识与反思这个范畴的考察同时也就是对“自身意识”的概念史和问题史的考察，这个考察虽然也不时地需要回溯到古代哲学，但主要还是集中于近现代的思想历史，尤其是这一百年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