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826(2000)04-0039-05 福柯曾指出，“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是什么？”[1]这样的结论出自一个后现代哲学家之口是很具代表性和发人深思的。首先，虽然福柯坚持后现代主义一贯从消极方面考察理性的传统，但他毫不含糊地明确了理性问题在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人们可以为理性辩护或对之进行批判，但理性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其次，福柯已经指出，无论是为理性辩护，还是对理性进行批判，首要的是弄明白究竟“什么是理性”。再次，他实际上还指明，理性具有极其复杂的涵义，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什么是理性”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获得解答。当我们对“理性”作一个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时，就将发现，理性概念的“进化”过程是理性内涵不断历史化的过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所谓“理性”的历史化就是“理性”从超越于人和人的活动走向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从形而上学的神秘存在走向关涉人的生命存在的人的一种生成着的能力。这个过程从古代客观理性观开始，经历近现代的主观理性观，完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观。 一、客观理性观 理性概念最初源于古希腊的Logos和Nous两个概念。Logos在古希腊本来是“词、言谈、叙述”之意，到赫拉克利特那里，它成了一个理性概念，它是决定一切生亡存灭，协调一切人和事物的共同的法则。Nous最初的含义是“看”，阿拉克萨哥拉最早赋予它的理性含义，他认为Nous是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性的东西（心灵），它决定万物并保证着它们的秩序。可见，“理性”在诞生之初，是一种使整个世界、宇宙成为可能的客观性的规则和超越的理智。它在生成上是与人无关的，人只是在作为万物、世界之一部分时才能涉及到。也就是说，先有宇宙的理性，后有人的理性，人的理性不过是分有和接受了宇宙的理性。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理性哲学的真正奠基人，他们以古典的方式阐述了理性作为人的精神能力的方面，认为理性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和途径。苏格拉底提出了著名的“认识你自己”和“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以三个著名的比喻——太阳比喻、线绳比喻、洞穴比喻说明理性乃是认识理念的途径；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开篇就写到“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他还通过思维规律的研究，认为理性就是人的推理和直观的能力。三位大师着重研究人的理性，这无疑是“理性”历史化的重要一步。他们的研究也是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但是，他们的理性观与近代西方建构于主客体关系之上的主观理性观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他们理解的理性不是与感性、知性等量齐观的心灵能力，它是知识和道德的共同基础，是人和万物得以显现和存在的中介（途径）。[3]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从理性的来源来看，他们都将之归为至上的神，人只是分有了神的理性。苏格拉底认为神使宇宙服从“善（好）”的原则，神代表着最高的理性；柏拉图认为宇宙灵魂（宇宙理性）使人和万物具有了理性、生命和秩序；亚里士多德将宇宙运动追溯到第一推动者——神，尘世的理性起源于神的理性也最终统一于神的理性。此后直至古希腊晚期的斯多葛派和古罗马的新斯多葛派都持这种理性观。 所以，从理性的来源看，古希腊的理性观是一种客观理性观。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它在宇宙中寻找理性”，理性“并不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属性，而是存在本身的属性。存在本身以这种方式而成为全体，表现为全体，即人类理性被极其适当地设想为这种存在的合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设想为同客观的全体相对应而认识自己的自我意识”。[4]人的理性以其从属于超越的宇宙理性的方式达到了两者的统一（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在当时被主流的理性观所淹没）。这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道心与人心同一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5]当然，其原始的神秘性和形而上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理性观后来经奥古斯丁直至托马斯·阿奎那的改造，世界理性或宇宙理性就变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创造人，也赋予人以理性。虽然上帝不是人，但他已经被人格化，人们开始从上帝的身上看到了人的影子，这里其实也隐含着“理性”历史化的步伐。 二、主观理性观 14世纪英国唯名论的兴盛使得理性开始与神、上帝脱钩，而与科学观察、实验、预见等人的主体经验联系起来；文艺复兴运动则重新发现“人”，人被理解为自由、平等的个体主体，理性被主体化和世俗化，神、上帝在理性领域逐渐退隐。这标志着古代客观理性观的衰落和近代理性观的兴起。而对这一转变有决定意义的是理性的“笛卡尔范式”的出现。 笛卡尔明确认为理性是人人具有的一种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人通过理性的怀疑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他在人的思维活动中，而不是在人之外的上帝、实体中探求理性。“我”和“我”的理性成为了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确定性标准——在笛卡尔那里，“我”是纯粹的精神性存在，其确定性就是自我的确定性。这样就将理性建基于认识主体及其自我，于是开创了认识论的主观理性观。这相对于客观理性观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这种主体地位既是相对于上帝的，也是相对于自然的，它使西方走出了蒙味的基督教时代，开辟了一个科学理性的时代。但是，一方面，笛卡尔将理性严格限制在科学（尤其是数学）的领域。从此，在其范式影响下，理性实际上被局限于科学认识论，进而褪为纯粹的知性方法，这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之滥觞。另一方面，理性只是作为一种自然之光被武断地先天赋予，笛卡尔还不得不保留哲学意义上的上帝的存在。笛卡尔的主观理性既是片面的，也是形而上学的。 康德更加全面地阐述了主观理性，他认为不光是知识，而且道德、审美，甚至宗教等人类活动的最终条件和根据都是理性。“康德从根本上把理性定义为制定法则的能力，即人的制定法则并且整理思想和与此相应的行为的能力”。[6]尽管康德的纯粹理性是先验的，但它所整理的材料是后天的，人的行为也是能动的，他甚至在统一于纯粹理性的前提下腐烂实践理性是高于理论理性的。在这种理性观中，我们看到了人、人的活动及活动的历史条件的凸显。尤其是他认为人的理性既为自然立法，也为人自身立法，人的主体能动性被强调到了极高的程度，理性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在知识领域——彻底主体化了。但是，一方面，在康德那里，最高的理性是纯粹理性，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当他将这种理性作为哲学和科学共同的基础时，人们往往忘记了他的形而上学冲动和关于历史理性的研究，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他的理性哲学。结果是加速了迪卡尔以来理性技术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康德悬置了一个理性不及的“自在之物”，也仍然没有历史地解决先验主体性如何可能的问题。
